不少曾經被喀喇汗國突厥權貴欺凌過的少數民族部落甚至突厥牧民都在審判過程中跳出來指證這些公佈在罪犯名單上的傢伙，至於那些不在名單上的自然是親華派的俊傑了。他們也迫於壓力和帝國的‘忠告’對那些苦主做出了一定的賠償和撫慰。社會環境就是一下子從喀喇汗國上下對帝國入侵的恐懼和痛恨變成了歡迎和善意。
帝國對境內的一系列政策也普及到了新徵服區域，大量的投資和貿易機會吸引來的帝國商人一下子就把物價和民眾收入調了個個。過去因為貿易制裁導致的虛高物價一下子跌到比帝國境內還要低（這要得益於各個查抄奸商權貴財產和倉庫的商品大拍賣），國內極高的勞動力僱傭價格導致資本家們只能使用本地的勞動力完成投資專案。迅速的拉高了本地居民的收入（還要歸功於貨幣統一帶來的購買力提高，參見東西德合併的東德）。
在有限的時間內，帝國完成了一次奇蹟，在一個異族異教的陌生地區和複雜環境，成功的實現了一次閃電般的統治權的交接。從策劃刺殺東喀喇汗國可汗開始，到徹底鞏固的完成統治以新的蔥嶺行省代替過渡性質的新喀喇汗國傀儡政權為標誌的這一地區統治權轉移僅僅只使用了一年時間。
高昌回鶻人出了很大的力氣，各個奮鬥在貿易戰線和情報戰線的政府僱員也功不可沒。但是實際上在以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為信條的中亞各個民族眼中。最重要的穩定要素還是帝國在審判中展現的超越一切本地勢力的實力。
這種實力體現在攻破戰犯們誓死抵抗地區城市堡壘的軍事戰鬥力上；體現在搜捕逃匿罪犯的情報蒐集能力上；體現在蒐集證據和動員證人的司法效率上；體現在全程公開的審判過程對所有部族的宣傳能力上；體現在事後大方賠償和支付受害人損失的財力上；最重要的就是最這些罪犯合情合理合法合規的量刑和處罰力度展現的冷酷無情絕對公正公平上。
當最有應得的罪犯們掛上絞架或進入礦山贖罪的處罰執行完後，喀喇汗國彷彿一夜之間變了一個國家，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到不至於。至少是極大的降低了帝國佔領軍的治安成本費用和行政管理費用。
具體的體現就是清真寺的阿訇們都在學習了帝國法律和宗教政策之後產生了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危機感，沒等到帝國將旗幟升起就到處積極奔走宣傳新政府的好處和宣講帝國公民須知的這些和舊汗國截然不同的法律政策。
這種前所未有的平定局面的創新的確產生了極佳的效果，過去的幾千年文明史上，滅國戰爭之後的統治權鞏固方式無非是屠殺（遊牧民族）、遷徙敵國上層富人精英（秦漢）、分化瓦解精英階層（對投降者封官許願）等等。對舊勢力的徹底清算和殺雞駭猴也有。但是像帝國這樣直接的公審的就比較少了。一般的征服者都不會怎麼重視征服的法理依據和道義制高點。絕大部分的征服者都是直接血洗過一把之後直接任命官員開始統治的。極少數民族人數處於弱勢的征服者才會藉助被征服民族的精英幫助管理和統治的。
中國這種始終追求道義法理制高點的做法雖然不符合時代背景，但是卻是領先世界若干時代的當前最佳手段。老話說‘殺頭的買賣有人做，虧本的買賣沒人做’暴力手段製造的恐怖高壓統治註定是不能長久的，而且成本高到收益都不一定能填補的可能性極高，所以雷霆之後的雨露就很重要了。
大審判之後的就是和西方大國塞爾柱帝國的瓜分喀喇汗國遺產的分贓會議了。
這個會議也是一次雙贏乃至多方共贏的會議，華夏帝國和塞爾柱帝國以撒馬爾罕西部的布哈拉為分界線，向正西延伸沿著阿姆河向西北一直到鹹海，向正南延伸到阿姆河沿著阿姆河直到源頭和伽色尼交界的蔥嶺南端。會議的成果除了劃定永久國界之外。就是對陸地上直接通商貿易的海關協議了。
塞爾柱在這次戰爭中幾乎沒有出力，僅僅就是出了點兵在邊境和戰場上搖旗吶喊了一下。分到了西喀喇汗國在境內的數百個居民點的絕大部分突厥人做免費到手的勞動力已經很合算了，對領土並沒有太多需求的塞爾柱人撈足了財富和渴望的戰功之後就退回了阿姆河一線以南。而帝國幾乎得到了除了分給高昌的伊犁河東北地區以外的整個喀喇汗國。
絕對的大陸民族突厥人對於海洋貿易很不感冒，對於貫穿撒馬爾罕的陸地絲綢之路更加熱衷。大量的馬匹和物資被集中到跨越蔥嶺的高速公路專案沿線一帶。而那些帝國控制區被迫成為亡國奴的大批突厥人和少數民族則主動的跳出來承擔建設任務，這種逆天的情景自然是帝國廢除人頭稅、勞役和大批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