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問他：“為什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兩個字：“自由。”著名歷史學家、翻譯家何兆武先生當年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在《上學記》中深有感觸地寫道：“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唸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會唸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最終“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創造力”將更無從談起。大學的學術標準與自主性
在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建設和發展中，大學具有重要地位。受過高等教育者所佔人口比例，大學數量的多少、質量的高低、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的排名、所發論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視為一國文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而大學水平、質量的高低，無疑與大學的體制，即體制是否能保障大學的學術標準、水平和辦學的自主性，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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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節：西南聯大傳奇的生成與接續（3）
哈佛大學是舉世公認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學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職，哈佛大學卻對他說“不”。在官職與教職中，他只能選擇其一，而不能兼得。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熱，大學卻不願他兼職並可對他說不，顯示出大學的自主性和純潔性。與那種“官本位”國家許多名牌大學競相以種種辦法“禮聘”高官到大學兼職，並引以為榮，形成鮮明對照。
其實，以學術為唯一標準並堅持大學的自主性，也曾是我們一些大學的傳統
五四運動中，北大一些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長蔡元培公開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並多方奔走，挺身營救被捕學生。營救成功後，他便辭去校長之職，並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抗議政府對他治校的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
1936年和1948年前後，國民黨政府曾數次到清華大學捉拿反政府的學生，校長梅貽琦事先得到人員名單後立即通知學生躲避，使很多學生免於遭到逮捕。40年代，國民黨為加強黨化教育，加緊對大學的控制，強調課程、教材的統一。針對這一情況，梅貽琦主政的西南聯大教務處擬定《教務處會議呈常委會文》（這份決議由梅貽琦轉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唯此以往，則大學直等於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永珍，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而不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這篇文章雖然不出自梅貽琦之手，卻表明了他堅持學術自由的決心，即使頂頭上司教育部違背這一原則，他也毫不留情地抗爭到底。
1946年8月，吳晗回到了清華，受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此時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關當局指令，因此立即密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要他“密切注意”吳晗，說“共黨分子吳晗前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自六月初旬來滬後，其活動頗為積極，在學界活動尤烈，常至各大學校及左派之群眾集會作公開講演吸收青年。茲悉該吳將於八月初旬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所以要清華不再聘吳晗為教授。但是，梅貽琦對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學術標準為唯一標準而不管吳晗的政治觀點是左是右，堅持聘吳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學，“不買政府的賬”還說得過去，而北大、清華是國立大學，主要由政府撥款、出資，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幹預，依現在的觀念頗有些“匪夷所思”：學校是政府辦的，政府當然有權要怎樣就怎樣。然而，在蔡、梅和當時的社會觀念中，大學是公共機構，政府有責任出資辦學，但具體怎樣辦學，則應由專門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隨意干預。當然，除了觀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存在著一個相對強大的民間社會，有民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