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類似邱啟光和彭雄兵這樣的“成功者”在億萬進城農民中的確切比例，也許他們是鳳毛麟角的少數幸運者，也許不是所有進城農民在其一生的關鍵時刻都能遇到點撥迷津的“貴人”，也許當老闆並非是大多數農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為任何社會中當老闆的人都是少數），也許更有示範效用的例子，是我在《異鄉不再有蟲鳴》中所寫的那位透過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為工程師的吳勝發，甚至再退一步，也許進城農民的主體既成不了邱啟光和彭雄兵，也當不了吳勝發，只能出賣體力，幹最低賤、最辛苦、最髒最累的活，也許這就是無情卻無奈的經濟現實，但只要中國逐漸打通人為的城鄉壁壘，在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創造公正、平等、寬鬆、包容的競爭環境，那麼，即使是那些一生無望在社會階梯中高攀的普通農民工，也能相對心滿意足地從明顯過剩的農業勞動者，轉變成為城裡自食其力的非農勞動者，或者像那些飄洋過海的第一代移民一樣，把自己未能實現的脫胎換骨夢想，轉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實現……
不過，即使在今天這樣的遠非盡如人意的外在條件之下，中國仍然還是有許多像邱啟光、彭雄兵這樣的“鄉下人”，透過自己艱辛的努力，創造了奇蹟：從普普通通的農家子弟，奮鬥成為自己主宰自己命運的老闆，儘管他們的成功經驗對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來說，似乎不那麼具有“指導意義”，但至少他們那種“不安分、不認命”的奮鬥精神，還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進城農民學習和借鑑的。
邱啟光在回答我最後一個問題時，曾說過一句話，大概也是他贈給所有同樣來自農村的尋夢者的格言──
第十章 農民工出身的老闆（4）
“我覺著，先有思路，後有出路，沒有‘夢想’，如何‘成真’？”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十一章 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裡人（1）
走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街頭，我們總可以看到農民工辛勤工作的身影。據統計，中國已經有一億五千多萬農民進城打工。從2005年起，農民從打工中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們在農業中的收入。
儘管農民工進城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絕大部分農民工的技術水平有限，收入較低，很難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們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邊緣人，長期保持流動人口的特徵。這種現象對中國城市化的程序，對社會的穩定，都是十分不利的。中國的城市化的過程不僅是建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更重要的是以人為本，使更多的進城務工農民真正變為城市居民。
然而，中國的城鄉分割式的二元經濟是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要使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就要實行一系列的包括戶籍、就業、住房、教育、衛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這些改革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從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的程序來看，過急過快的城市化的一個副作用是出現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筆者曾長期在菲律賓居住，由於工作的需要，也經常訪問南亞的許多國家，親眼目睹了貧民窟居民的慘狀。在貧民窟中，城市貧民的居住、出行、衛生、教育條件極差，不僅影響當代人，也影響下一代人的發展。貧民窟遊離於社群和正常社會管理之外，往往為黑社會所控制，成為城市犯罪的窩點。一旦城市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城市發展過程就會相當的痛苦。因此，不管我們的主觀願望如何，中國的城市化的程序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那麼，如何才能在這一漸進的過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使更多的農民工早日成為城裡人呢？
這裡的關鍵在於讓農民工有收入不斷提高的就業條件。應該說，進城了的農民工都已經有了一個工作。但他們的初始就業崗位技術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維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個對已進城的農民工的不斷培訓機制，使他們的技術水平能不斷提高，就業崗位能逐步升級，工資不斷上漲。經過幾輪這樣的培訓，幾次這樣收入升級，他們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來，真正成為城市居民。
近年來，對進城務工農民的培訓已經成為中國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據自2003年實行”陽光工程“以來，已有上千萬轉移就業的農民得到了培訓。然而，當前的培訓主要集中在對第一次進城農民的初級培訓上，集中在“先培訓後就業”的模式上。而對已經進城後農民的培訓關注還不夠。
最近，由茅於軾教授牽頭，筆者也參與的北京富平職業培訓學校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嘗試。富平學校成立於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