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級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中國近代史》出版後，在讀者中產生重要影響，人們瞭解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真正原因，認清了20世紀40年代我國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和革命信心。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部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范文瀾小傳（3）
這兩部著作採用夾敘夾議的方法，語言通俗流暢，生動純正，敘事要言不煩，條理清楚，寫人形象感人，饒有興味。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范文瀾調離延安。1946年他來到晉冀魯豫邊區，任北方大學校長。1948年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併為華北大學，吳玉章為校長，范文瀾任副校長，兼華北人民政府委員。在此期間，范文瀾在為培養解放區各種專門人才而不懈工作的同時，又認真修訂了《中國通史簡編》，並在文化戰線上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尖銳的鬥爭，寫有《研究中國三千年歷史的鑰匙》一文，為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歷史根據。 1949年，華北大學遷至北京，范文瀾隨校進京。第二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後改為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任所長。 1950年，范文瀾決定重寫《中國通史簡編》。直到1965年，他對這部通史作了全面的修改，但只修改到隋唐五代的第三編，工作就被迫停頓了。在修改中，他對舊書中的不足作了檢討，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和考古成果，使全書有了更全面客觀的敘述。 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任會長，范文瀾任副會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他負責領導史學界的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各方面專家，落實毛澤東於1941年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的指示：“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具體落實就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這套大型資料書的編纂。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時，研究所確定的重點工作之一便是編輯、出版這個《叢刊》，並確定了12個專題，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瀾、翦伯贊、陳垣、鄭振鐸、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白壽彝組成的總編輯委員會。范文瀾既是史學會負責日常工作的副會長，也是《叢刊》的總負責人。1951年以後的十年中，史學會先後共編輯出版《叢刊》10種。1951年出版《義和團》（翦伯贊主編），1952年出版《太平天國》（向達主編）和《回民起義》（白壽彝主編），1953年出版《戊戌變法》（翦伯贊主編），1954年出版《鴉片戰爭》（齊思和主編），1955年出版《中法戰爭》，1956年出版《中日戰爭》（均為邵循正主編），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賡主編）和《捻軍》（范文瀾主編），1959年出版《洋務運動》（聶崇岐主編）。這是一項大型的綜合工程，共計60冊，共2000餘萬字。每一種書的扉頁上都特意印上毛澤東這段重要的論述。范文瀾及中國史學會主持這項工作，連年出書，持續不斷，無論是工作效率或編選質量，都是令人讚歎的。由於近代史資料十分分散，蒐集不易，《叢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價值的、經過整理和考辨的史料，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54年，范文瀾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之後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范文瀾當選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1958年4月28日，范文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認為“厚今薄古是中國史學的傳統”，舉出孔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三部書，都有重視近現代史的特點，並得出結論說：史書自然有多種寫法，“但是，明顯地反映出當時政治生活的歷史著作，究竟是史學的正常形態，是史學的主流，自《春秋》至《國粹報·史篇》都應是代表各個時期的歷史著作。此外，不反映當時政治生活的史書，只能作為變態支流而存在。” 毛澤東在報上讀了范文瀾這篇文章，很是讚賞，過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講到范文瀾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興奮，說：“范文瀾同志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興。（這是站起來講話了）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史學的傳統。敢於站起來講話了，這才像個樣子。”還說：“這篇文章講的道理很重要，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注意。” 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