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先寫出來再說，完了給他們看，聽他們說。他們怎麼說都可以，我將努力做一個聰明的傳聲筒，爭取挑起雙方打一場時髦的口水仗，讓他們把想說和不想說的真話、假話都一股腦兒端出來，接受世人的評判。
3
鄉下是讓人慢下來的地方。在這裡，我成了一個自由的囚徒，非親非故，無是無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憶和等待中。等待是對速度的嚮往。換言之，主觀和客觀都為我的寫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給潘教授的郵件中自豪地寫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閱後儘快給我回音……我是說盡快：一個帶著速度的詞，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駕馭著它從我們眼前一掠而過，灑下一路呼嘯。
4
潘教授的迴音姍姍來遲，而且嚴格地說，不是回應，而是報喪：潘老壽終，希望我去參加追悼會。我突然有點害怕，擔心是我的稿子——顧老講的故事——把他氣死的。話說回來，如果確鑿如此，我更應該去追悼。我沒有選擇，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訴我他父親正是在看我稿子的過程中突發心臟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貫的口吻，文質彬彬又帶著思辨的色彩對我這樣說：
“毋庸置疑，你的書稿是直接導致我父親去世的誘因，但不見得一定是被氣死的，父親在醫院裡躺了七天，其間多次想開口說話，終是一語未破，所以我們難以確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這也符合他的身份，帶著秘密離開我們。”
我感到無地自容，像害死了一個嬰兒，不知該如何謝罪。
潘教授非但不責怪我，反而主動寬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書面語言：“對一個已經九十幾歲高齡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臨的課題，甚至一個突發的噴嚏都可能讓他走。你起的作用無非就是一個噴嚏罷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麼心理負擔。我是父親唯一的子女，父親走了，我可以代表父親向你承諾，我們潘家人決不會追究你什麼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為你立字作據。”
之豁達，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便討好地向他表示：顧老說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可以儘管指出來，我會充分尊重他的意見。
錯！沒這回事。根本沒有。潘教授明確告訴我，父親走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不說不是無話可說，而是無需說。”潘教授說，“我相信父親的功過組織上自有定論，個人說什麼都是白說，沒意義的。”
5
作為那代人的最後一個逝者，追悼會開得是足夠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職的特別單位七〇一專門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報紙上刊登了訃告，來弔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當一級的領導，把規模和規格一下子擴大了，拔高了。
追悼會持續三天。第一天來參加弔唁的全是死者親人、鄉親，會上哭聲一片。第二天來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戰友、同事和七〇一現任領導及各部門代表，他們人人莊重肅穆，會上幾近鴉雀無聲。第三天主要是當地政府部門的領導，加上部分前兩天該來而沒來的，還有個別未經邀請自己闖來的。當然，靳老、老K的長子林金明、王田香女兒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來了。來人都贈送了花圈，最後花圈多得連四輛卡車都拉不完。
整個弔唁活動結束後的當晚，潘教授到賓館來見我，給我帶來了兩樣東西：一個是我的稿子，一個是一盤光碟。稿子是我從網上發給他的，其實不存在還我（本來就是他列印出來的），他特意還我，我理解這是帶著一種情緒的，也許有點眼不見為淨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一邊問他：“難道你真的不想對它發表意見嗎？”他搖頭，再次表達了那個意思：父親走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
我其實是希望他說的，沉默有點認錯的感覺，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顧老手上。在我再三勸說和鼓動下，他突然冷不丁地問我：“你注意到沒有，第二天，父親的單位，七○一，來了那麼多人，有誰哭的？沒有一個人哭，也沒有誰流下一滴眼淚。為什麼？因為這是一群不相信眼淚的人。”
我不解其意，問他：“你想告訴我什麼？”
他說：“你稿子上不是寫著，顧老最後決定幫我姑姑把情報傳出去，是因為我姑姑的眼淚感動了她，你覺得這可信嗎？要知道，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們不相信眼淚。說實話，作為父親的兒子，我說過了我什麼也不想說，但站在一個讀者的角度，一個瞭解這群人特性的讀者，我覺得這……值得推敲，你把一個關鍵的情節落在一個可疑的支點上，這也許不合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