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務所、每一個人才的價值的人，如果自稱是共和主義者，那就是徹頭徹尾的欺騙……讓他們離開這片自由的土地，因為人們很快就會認清他們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不潔的血液會弄髒這片純潔的土地。”總而言之，用革命的觀點來看，政治就是盧梭主義。完美的公眾生活需要完全沒有私心。不可能透過政黨和利益集團來調節國家和個人的關係，但希望個人能實現反映外部國家革命的內在的私人革命。後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眾的威脅幾乎要吞沒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義者的說法：“共和只歡迎那些自由民。”
在公眾侵入到私人空間的事例中，最經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裝上的表現。從1789年的法國議會開始，服飾就被注入了政治意義。米什萊是這樣描述第三階級和貴族間的差異的，他形容第三階級代表是“一群穿著黑衣服，衣著樸素的人；而貴族代表是一小群衣著光鮮的人，他們戴著有羽飾的帽子，衣服上有花邊和金飾”。按英國人約翰？穆爾的說法，這形成了這樣一種狀況：“衣著平實或者略顯寒酸就會被認為是愛國的表現。”
1790年，時尚雜誌是以“憲法的服裝”來描寫婦女的衣著的。而到了1792年，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裝，包括在共和國婦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與欣賞》雜誌的說法，在1790年，貴族們都穿著全國流行的顏色，“愛國的婦女穿著高貴的藍色衣服，戴著*絨的帽子，上面還有緞帶和三色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裝樣式並不是十分精確，但很快也形成了一個嚴格的記號體系。它以公眾化的方式來表現私人特徵。可以從鄙視戴帽章這一點認出溫和派和貴族來。1792年以後，紅色的自由之帽、卡曼紐拉短茄克和寬鬆的褲子成了共和主義者的標誌，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義情感。”
從1793年開始，服裝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國民會議不得不重申“裝束的自由”。這個法規看起來似乎可有可無，因為“沒有人會強迫其他人按特別的方式來穿著……冒著被認為是個罪犯的危險”。國家國民會議的決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對那些婦女俱樂部的。那些俱樂部的女會員都戴紅色的自由帽，並強迫其他婦女也學她們的樣子。按代表們的意見，在革命最激進的時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時期，服裝的政治化對於推翻已經確定的兩性秩序來說是個不小的威脅。法布林？德格朗林把自由帽與婦女男性化聯絡在一起：“現在她們要的是紅色的自由帽，但她們不會滿足於此的，很快她們就會要求帶手槍的腰帶。”在等待領救濟的隊伍中，武裝起來的婦女就更加危險了，更糟糕的是，她們還開始組建俱樂部。德格朗林接著警告說，“這些俱樂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親、女兒和姐妹們組成的，而是由女冒險家、中世紀的騎士、解放的婦女和女戰士組成的。”代表們的掌聲表示他觸動了他們敏感的神經。第二天，代表們就投票反對所有的婦女俱樂部，因為這些俱樂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說它們把婦女從她們專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來。為了回應市政廳的女代表，兩個星期之後肖梅特疾呼道：“婦女們不去虔誠地幹好她們的家務和照顧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眾場所去，在畫廊和議會的圍欄內發表長篇大論，這得體嗎？”根據最激進的雅各賓派的領袖們的意見，婦女是與私人生活相聯絡的，她們以婦女的身份活躍在公眾領域是被大多數男性所反對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法國大革命及國外的影響（4）
儘管，國會會議明確表示支援個人有選擇著裝的權利，但整個國家在此問題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規定所有的男性必須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論性別，全體法國公民都必須戴它。1794年5月，國會要求藝術家代表大衛發表他對改進國服的觀點和建議，他提供了八個草案圖紙，其中包括兩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與官員制服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這兩種服裝都包括帶束腰的開襟短上衣、緊身長襪、短靴或者鞋、無邊女帽以及一件半長斗篷。這種服裝，既代表了復古和文藝復興，又有戲劇主題。但是實際上，只有大衛的年輕顧客才穿著這位藝術大師的市民服裝。然而，來自廣受歡迎的共和國藝術協會的市民服裝的創意表明，人們希望消除公眾與私人之間的界線。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將穿著制服。藝術協會的藝術家堅持認為目前的服裝式樣與自由民的身份極不相稱。他們認為如果個性已經被革命化了，那麼服裝也需要徹底的革新。如果服裝上還存在著社會差異，那麼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