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洞發電經元善，支付上海強學會的款項：↗米↗花↗書↗庫↗ ；http：//www。7mihua。com
“致上海經守元善：助強學會，捐款五百金，又籌撥公款一千金，已交百川通匯。即交該守收存應用。並轉告康主事。兩江。養。”
十月二十六日，經元善回電張之洞：“奉養電諭，敬悉。百川通款昨交到，遵諭收存。並告康主事，憑伊手支用。”由此可見，張之洞撥銀共計1500兩，其中500兩是他個人的捐款。這筆錢是上海強學會最為重要的經費來源，佔捐款總額的六成強，且有著倡導和風向的意義。十月二十九日（12月15日），梁鼎芬又發電康有為：
“上海泰安棧康長素：群才薈萃，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日內往鄂。一切函電可由中彛�毯��＝凇！�
“壺公”，張之洞。梁鼎芬此電當是對康有為來信或來電的回覆，梁表示其不日將臨時前往湖北，上海強學會的事務，讓康有為與黃紹箕聯絡，由黃負責上報張之洞。其中“群才薈萃，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一句，很可能是張之洞本人的態度，即對康電中“會章刻，待名”的回覆。
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由康有為主持的《強學報》第一號在上海刊行。該號共8張16版。首載《本局告白》；次錄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之“上諭”（廷寄），並刊文對該廷寄進行評說；再載“論說”：《開設報館議》、《孔子紀年說》、《論會即荀子群學之義》；最後列《京師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序》（署名張之洞，實為康有為撰）、《上海強學會章程》（以黃體芳、黃紹第、屠仁守、汪康年、康有為、鄒代鈞、梁鼎芬、黃遵憲、黃紹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鈞、張謇、沈瑜慶、喬樹枏、龍澤厚等十六人“同人共啟”）、《上海強學會後序》（署名康有為）。其中《上海強學會章程》，決定要辦“最要者四事”：“譯印圖書”、“刊佈報紙”、“開大書藏”（圖書館）、“開博物院”，“皆本會開辦視款多寡陸續推行”。《強學報》第一冊的首頁，用“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為紀年。從今天我們對康有為、張之洞政治思想的理解來看，《強學報》第一號所刊內容，與張之洞所遵從的政治學說是有所差別的。
在《強學會》第一號刊出之前，康有為與梁鼎芬（包括在其背後的張之洞）已經有了猜隙。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正在上海的黃遵憲致函梁鼎芬稱：
第6節，
“強學會之設，為平生志事所在，深願附名其末。長素聰明絕特，其才調足以鼓舞一世，然更事尚少，比日時相過從。昨示大函，為之駭詫，延致諸君，遵憲居海外日久，多不悉其本末。惟此會之設，若志在譯報刻書，則招羅名流十數人，逐漸擴充，足以集事；乃欲設大書藏、開博物館，不能不集款，即不能不兼收幷蓄。遵憲以為，當局者當慎簡，入會者當博取，固不能如康公之所自出，亦不能如樑子之不因入熱。遵憲居間其中，為嶺南二妙作一調人，君意何如？”
未久，黃再致函梁：
“強學會事，頃語心蓮甚詳。公有何言語告心蓮告我？康郎之堂堂乎，張乃殊覺酸楚可憐也。”
從黃遵憲的信中內容來分析，他認為梁鼎芬與康有為之間的矛盾，在於康有意“博取”會眾，有意“集款”；梁對康有為“延致諸君”不滿，黃遵憲表示“不悉其本末”一語，亦有可能指康有為門徒徐勤、何樹齡，由康從廣東召來上海辦理《強學報》。雖說黃在信中表示在“嶺南二妙作一調人”，但從該信文字的基本態度來看，黃似已站在康一邊。。19zs。
《強學報》第一號刊出後，雙方的矛盾立即激化了。從張之洞一派後來的指責來看，主要是兩項，一是刊發廷寄，二是使用孔子紀年。
《強學報》第一號刊發的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雖是倡導改革，也有“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嚐膽之時”之語，但康在該上諭後，又加說明：
“此和議成後，發廷臣奏摺：一、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為，三、軍機章京工部員外郎陳熾，四、協辦大學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讀張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讀學士準良，八、侯爵信恪，交督撫議之。”
表明他的上書（即“上清帝第三書”）也是光緒帝交議的折片之一，這多少有點自重之意。又按當時制度，此上諭不屬可以公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