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初，白崇禧、黃紹竑曾和中央交涉兩廣軍民兩政統一問題，未得圓滿結果。此次我到廣州策動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結束此地方半獨立狀態的局面，請中央從速劃一整理。因將來北伐，其他各省將陸續歸入中央治下，則此種各自為政的局面，斷不應繼續維持。為今後國家大計設想，我廣西省當局願為天下先，將軍民兩政交由中央統一辦理，然中央仍舊不願接受。
北伐前夕的革命陣容（6）
我為奔走兩廣統一事宜，數度和宋子文詳談。宋氏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廣東全省稅收由他統籌徵收，各軍軍餉也由他統籌核發。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對廣西照例辦理。宋部長坦白地說：“你們廣西稅收太少了，軍隊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統一了，財政部是要吃虧的。”
我說：“宋部長，這是國家百年大計啊！中央如對窮的省份就不統一，對富的省份就統一，這還成個什麼體統呢？為國家長治久安計，中央也應該有個通盤的打算，不應畏首畏尾。何況第七軍是我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出師北伐要由地方單獨籌餉，一切和其他各軍有軒輊之分，也不成個體制。再者，湖南是個富庶省份，將來萬一唐軍長引第七軍和廣西為例而不讓中央統一湖南，中央將何辭以對呢？”宋氏聞言為之語塞，但是他不願接管廣西財政的決心，並未因之稍改。我們的辯論也就不了了之。
宋子文當時也確有其困難，他在廣東的理財政策本是竭澤而漁。為著替政府和各軍籌經費，他簡直是不顧一切地“橫徵暴斂”。我在談話之中，也批評他那種幹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說：“不這樣幹，哪裡有錢來革命呢？”事實上，當時廣東的經濟來源，也虧著他用這麼狠心的幹法，否則真不易維持。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過是非實無法定論了。
到6月初旬，北伐出師大計已定，民眾情緒極為熱烈。蔣總司令這時正在考慮組織“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一日，他特地來問我關於國民革命軍參謀長人選的問題。我說，鈕永建（惕生）先生應該最適當了。按資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勳，總理的老友。論才幹，惕老在護國、護法諸役中俱膺要職，以幹練聞名國內。再從革命歷史來說，他和西南革命領袖都有極深厚的友誼，在革命青年之間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長江流域的人，當我軍師次長江時，他的聲望可能有極大的號召力。所以我說北伐軍參謀長一職，實以惕老最為相宜。
蔣先生聽了，沉默片刻，然後說：“鈕先生我另有借重。”
我說：“你心目中認為何人適當呢？”
蔣說：“我正為此事來問你。我看白崇禧比較適宜。”
我說：“恐怕健生資望太淺，年齡太輕，不能負此重任！”
蔣說：“我看還是他好，還是他好！”
蔣去後，我仔細分析他提議白崇禧當參謀長的用意，大約不外以下三點。第一，白崇禧確實幹練精明，可以肩負此重任，此為蔣氏所深知。第二，以白崇禧與我和黃紹竑的公誼私交，蔣如能得白氏為輔佐，在他看來，他對我第七軍便可指揮自如，毫不費力。第三，革命軍的中堅將校多半是白的保定軍校同學，蔣可利用白以聯絡一般保定出身的軍官，出力效命疆場。因此，白氏出任參謀長，對於統御和指揮，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氏既和各方都有深切的關係，蔣氏又可用以作“告朔之餼羊”，如對各軍有所舉動，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時，並可使白氏代他受過。所以逾格擢白崇禧為參謀長，正是蔣先生厲害的地方。
後來蔣先生正式邀請白氏擔任此項要職，白氏乃問我意見如何。我坦白地告訴他說：“我怕你幹不了。”接著，我便分析蔣先生的為人，和他請白的原意所在。白氏聽後，大有所悟，說：“我看這責任我確實負不了，我還是不幹吧！”於是，白氏真的把蔣先生第一次的邀請辭謝了。
我到穗後不久，蔣介石校長曾告訴我說，蘇聯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餘枝，重機槍百餘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彼自動錶示將撥一部槍械接濟第七軍。我當即代表全軍，面致謝意。旋各軍均已領取了一部分蘇械，獨第七軍猶付闕如。我數次著駐粵辦事處主任陳雄向軍委會洽領，都以未奉蔣總司令條諭為辭，不允發給。我覺得很詫異，何以蔣先生親口對我說的話仍不算數呢？乃借赴黃埔辭行之便，再一提槍械的事。蔣氏聞言，故作驚訝，含糊其辭。我就忍不住說：“總司令，我領了這些武器，是去打敵人啊！”蔣才說，他去查查有關部門，何以尚未撥給。照我推測，可能有人向蔣氏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