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章執法，無懈可擊。
我回頭又去找市長。市長不置可否。
領導態度模糊，我就無所適從，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馬來西亞那邊不停地電話詢問簽證辦得怎麼樣了，能否如期出國，我卻不能告以實情；另一方面這邊辦出國手續四處碰壁、困難重重，即使我找來一大堆理由，他們也拖著不辦。
無計可施。
恰在此時，國家《行政訴訟法》出臺，我第一次接觸了有關政府機關行政不作為的概念。認真研究了一下，然後來了一個急用先學，根本沒有考慮行為後果。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有關條款，我一紙訴狀將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長，告他們行政不作為。
這可是當時全國為數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雖然不算首例，當時也攪得慈溪小城沸沸揚揚。
按照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行政訴狀的受理時間是７天。這7天，不知從哪來的一撥人，相繼登門，苦口婆心，讓我撤訴，不要和市政府作對，弄僵了關係，將來怎麼辦事做人？
我坦然地告訴那些遊說者：“我不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辦點事這麼難！可見市政府的官僚作風、行政作風！”
難道真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7天訴訟受理期結束的前一天，有關部門通知我速去辦理出國手續。接到這個通知，內心卻高興不起來。為什麼事情非要到這種地步才能辦？
後來，細細一想，市政府突然那麼痛快地轉變態度，大開綠燈，緣由有三：
一是行政訴訟的力量。一旦開庭，市政府落下“行政不作為”的名聲是很難堪的，市政府要承擔敗訴的風險。
二是來自馬來西亞總理府的督促。總理府將有關資訊反饋到中國國務院，希望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援和幫助。北京方面敦促有關方面儘快辦理。
三是據說###總理透過有關人員給寧波市政府明確指示：用最快的速度辦理徐思眾的出國手續。
因為出國手續問題，赴馬行程一直延擱不定，直到9月26日，我才從廣州乘上了飛往吉隆坡的航班。
出發之前，我撤消了對市政府的行政訴訟。
（8）總理命令警車開道
現任馬來西亞副總理的那吉也是珠心算的追捧者。
原定時間於10月3日下午4時見馬哈蒂爾，但我遲到了——
那天下午2點鐘，###部長那吉首先在###接見我，和我談有關在馬來西亞推廣珠心算教育的具體事宜。因為談話內容重要，一下就談到了３點多鐘。李錦成翻譯抬起帶表的手腕，示意我們該結束了。
那吉部長連忙說：“再談５分鐘吧，把最後兩件事商討一下。”3點40分，部長才把我們送出他的辦公室。
乘電梯下樓時，我不停地問李錦成：“不會耽誤時間吧？這兒到總理府要多少時間？千萬不能讓總理等我們啊！”
李錦成看著手錶為我掐算著：“這兒到總理府共15分鐘的車程，還有5分鐘我們可以停車、上樓，不會耽誤的。”
上路後，我們傻眼了：塞車！車子走走停停，跑不出速度。我和李錦成心急如焚。我不停地看錶，眼看著約定接見的時間一分一秒地接近，又一分一秒地過去。
總理府那邊，上上下下也在焦急等待著。李錦宗秘書後來告訴了我當時的情況：
當天下午4點不到，馬哈蒂爾已準時來到辦公室。4點一到，馬哈蒂爾見我還沒有來，就看看手錶。又等了幾分鐘，他就嚴厲地詢問安排這次接見的秘書：“怎麼回事？”
秘書回答：“我們已通知了對方，下午４點準時到達。”
馬哈蒂爾指了指手錶：“現在４點鐘已過了。第一次安排，是因為不相信我要見他，所以錯過了。而這次為什麼還沒有安排好？”
秘書知道李錦成一直和我在一起，連忙拿起電話詢問李錦成。
李錦成急忙把堵車的情況向他說明。一會兒，秘書又打來電話詢問我們被堵在了什麼地方，我們的車牌號和車輛顏色，然後告訴我們：“你們在那裡不要挪動位置，總理聽說你們堵車了，馬上派警車來為你們開道。”
僅僅幾分鐘，前方傳來警笛的聲音，一輛輛警車閃著警燈來到我們周圍，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總理竟然命令警車為我開道！
追隨警車，一路向總理府飛馳。那種場面和氣派，我只有在電視上、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見到過。為見我這樣一個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