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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報道（含外國悼念函電）27次
這一宣傳報道的聲勢和規模都是空前的，前無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電臺治喪活動的宣傳剛剛結束，10月6日又開始了粉碎“四人幫”的宣傳。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九九事故”是這樣發生的
先談一談事故發生後接連出現的情況。
正如前文所說，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第三遍時，在哀樂之後突然播出了“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重大差錯。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如雷轟頂，使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驚恐地站在那裡不知所措。我在事故發生的現場，我是播出的總指揮，看到現場那種驚慌的情景，我清醒過來，必須馬上鎮靜下來，恢復秩序，還有許多的事要做，不然還會繼續出差錯。我說：“請大家冷靜下來，趕緊做好後頭的工作，千萬不要再出問題！這次事故的責任由我來負！”接著，我讓臺總編室主任去向局長彙報。
因為我知道，歷史上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緊張，越是強調嚴格，越是接連出問題，像多米諾骨牌。我比喻為猶如學騎腳踏車，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是這個道理。何況這一事故是罕見的，又發生在這樣的重要時刻，正是全國人民極其悲痛的時刻，誰能不肉顫心驚！當時急切需要的是穩定情緒，沉著冷靜，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應該停下來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責任者。
剎那之間，張冬興副臺長氣喘吁吁地跑來了，臺裡許多人跑來了，他們急促地追問：“怎麼啦！怎麼啦！”接著，到處響起了電話鈴，應接不暇，聽眾詢問、質問、抗議、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趕緊到廣播局局長那裡彙報、承擔責任和作檢討。當時局長鄧崗不在辦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長說：“你趕快回去指揮，不要再出差錯，這事以後再說！”我然後向臺長作了彙報。當晚鄧崗局長召開會議佈置宣傳報道工作，他談到這一事故時，在辦公室踱來踱去，他提高聲音說：“今天出的亂子大極了！天大的事啊！紛紛來電話質問，說有敵人破壞！膠帶怎麼沒有卡住呢？我當時在人民大會堂聽著收音機，一下子聽到了，別人問‘怎麼回事？’我讓家裡查，當場口頭向文元同志彙報了，他說‘這個事情當然很大，要沉著，不要緊張，把以後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問題’。”鄧崗又說：“造成嚴重後果，我們沒法向群眾交代！請求中央處分，我們承擔責任！”我說：“責任由我來負。”他還說，“公安部已經來人調查過，是否有壞人破壞”。當時我的心情和壓力可想而知！
當天深夜11點多，我向中央電臺各部主任和支部書記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檢查，要求立即傳達到中央電臺全體，從中吸取教訓。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組寫了檢查報告，請求處分；隨後，中央電臺核心小組也向局寫了檢查報告，局又向中央寫了檢查報告。須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發生後，電臺院子裡已經貼滿了大字報，要求立即把問題追查清楚，把楊正泉從臺領導的位子上撤下來，給予嚴厲的處分。我檢討後，有的人認為問題還沒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揹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滿意，要求立即做出嚴肅處理。對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中央電臺過去出的差錯，有哪一次不是層層檢查、層層處理的呢？尤其是當事人，總要脫幾層皮，何況是這樣嚴重的事故！
事故發生的當天晚上，接到從全國各地打來的45起電話（那時通訊很困難），這兩天，繼續接到電話、電報，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車段、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科學院、59170部隊、清華大學、光華儀器廠、內燃機廠總廠、福建人民廣播電臺、湖南湘陰廣播站等。
大部分電話詢問是否是中央電臺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電臺錯播，他們認為是地方臺錯轉，可能是轉播了“敵臺”，種種誤解讓地方臺蒙受了冤屈。有的認為是由播音員過於悲痛和疲勞而造成的。更有的認為“這是有壞人破壞”，要求徹底追查。有的省革委會還專門開會做出決議向中央發電，向中央電臺提出抗議，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沒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壞！
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12）
外邊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幹校”勞動鍛鍊的中央電臺的同事來電話，關切地詢問：“聽說楊正泉已經被捕？”當聽到否定的回答後，他們仍不放心，堅持要我親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