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的距離，無法準確考據，大約，驛柵城和佛堂驛亭之間的距離，應在一至二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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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貴妃》附錄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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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忠被殺時，皇帝但知外面喧鬧而不明發生何事，應可想及距離不會很近。
於是，才有上面寫過的賜楊貴妃死之事發生。
楊妃死後，四軍暫安，皇帝大約立刻離開了驛亭而西行向柵城。
那時，在後隊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馬嵬境內。馬嵬事變之後，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問訊，得知了太子有異志，不肯隨行入蜀了。結果，皇帝分後軍兩千人及飛龍廄馬予太子（實際，這些軍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此一結果並不是立刻決定的，其間，有會商，太子李亨派兒子廣平王李俶為今表，而皇帝，則派皇子李瑁（壽王，楊貴妃的前夫）及高力士為代表，與太子談判。高力士與李瑁，便往返於馬嵬柵城與後軍之間。
那是在一天中發生的事故，而且，時間應只在下午。這可從路程算出：
興平縣屬京兆府，據元和郡縣誌：“興平縣東至府九十里。”又載：“馬嵬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三里。”據此，馬嵬距長安為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憊不堪，第二日的啟程時間，當不可能太早。故大隊抵馬嵬，當在午刻，蓋準備在馬嵬城午飯者。兵變發生的另一促成，當與午飯無著落有關，各有關史料皆言將士既疲且餓。而最值得注意者，當是吐蕃使者群以無食而找楊國忠。則馬嵬之變的時間，可以斷定發生於六月十四日午時，再深入一些，時間應在午正以後，至午正更晚些而午餐尚無著落，外交人員才會找宰相訴說。
從楊國忠逃而被追殺，進而戮毀肢體，懸首驛門，其子楊暄及韓國夫人即令同時被殺，但御史大夫魏方進則於楊國忠被殺後出而呵責兵士時被殺；之後，又有韋見素出，被叛兵打傷頭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後，才輪到皇帝聞訊，以及由高力士問明情由，陳玄禮要求並殺楊貴妃，李隆基不應，往復幾次，不得已而下令賜死。如此，楊貴妃死後四軍罷亂，計時當近未末矣。
之後，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別行，壽王李瑁與高力士往返，當在申時。
楊貴妃被縊死，執行者是內侍，在逃亡中，大約不可能找到縊殺人的專家，而縊死一個人，通常並不是一縊即死的。內侍們對楊貴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縊至氣厥而未斃命。四軍以皇命賜死，再或見縊，又或得知執行者報，以楊貴妃而解圍罷亂，皇帝不忍看是餘事，現實的情勢則迫他非離開貴妃死處不可，如此，皇帝與從府及軍士走後，貴妃復甦，就只有隨侍奉命料理殯葬的內侍、宮女群知了。
楊貴妃待人仁厚，宮中侍從對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這樣的事，設法救援，應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途中的壽王李瑁，為至愛楊玉環的，他妻子被父皇所奪，遇此，豈有不稍加援手之理？高力士與貴妃的關係，自更不必說。因此，楊貴妃倘若未死，代為掩飾及協助她另路脫身的人是有的，而且是極可靠的。
這是楊貴妃可能不死而逃向別處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測。
其次，是楊貴妃赴日本的問題了。
當時，在長安有不少外國使臣，日本國遣唐使唐玄宗朝為最盛，人數多，除外交官外，學生、僧侶、商人更眾（見日本人本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後，那些外國使臣也隨之西奔，走在前面的，如吐蕃使。日本遣唐使等，當亦在西奔之路，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又或在後面得知前途兵變而取間道行。這有左證可資參考。
從長安逃出來時，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先秘密走，但皇帝逃出延秋門後，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曉得了，其中，有若干特權人物，應該早就有知，或早已準備，因此，在當天黎明之後，大約較皇帝出奔遲半個至一二個時辰間，其餘的顯達，也次第逃亡了。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自宮城北禁苑西門出，透過渭水上的便橋至咸陽，沿大路向興平、武功、扶風而進。至興平馬嵬驛時兵變，道路自然受阻，在後面的人，不少另行覓路奔亡，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沿渭水南岸小路而進，如楊國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兒子（或二）及虢國夫人與子裴徽，皆走別道，逃至陳倉始被殺害。
據當時的各種史料綜合報導馬嵬事變時，除循渭北路走的人之外，其渡渭而南行者，可以分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