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及至他看到街上鋪戶的五色旗，電車上的松枝與綵綢，和人力車上的小紙旗，他的心被那些五光十色給吸住，而覺得國家的喪事也不過是家庭喪事的擴大，只要客觀一點，也還是可以悅心與熱鬧耳目的。他很興奮。無論如何，他須看看這個熱鬧。
同時，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姓藍名旭字紫陽的，賞給了他一個笑臉和兩句好話——“老祁，大遊行你可得多幫忙啊！”他就更非特別賣點力氣不可了。他佩服藍紫陽的程度是不減於他佩服冠曉荷的。
紫陽先生是教務主任兼國文教員，在學校中的勢力幾乎比校長的還大。但是，他並不以此為榮。他的最大的榮耀是他會寫雜文和新詩。他喜歡被稱為文藝家。他的雜文和新詩都和他的身量與模樣具有同一的風格：他的身量很矮，臉很瘦，鼻子向左歪著，而右眼向右上方吊著；這樣的左右開弓，他好象老要把自己的臉扯碎了似的；他的詩文也永遠寫得很短，象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幾行中，他善用好幾個“然而”與“但是”，扯亂了他的思想而使別人莫測高深，象他的眉眼。他的詩文，在寄出去以後，總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還，他只好降格相從的在學校的壁報上發表。在壁報上發表了以後，他懇切的囑咐學生們，要拿它們當作模範文讀。同時，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子與右眼便分向左右拚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離了本位，才放鬆了一會兒。他以為作家的成名都仗著巴結出版家與彼此互相標榜。他認為作家們偶爾的被約去講演或報紙上宣佈了到哪裡旅行或參觀，都是有意的給自己作宣傳與登廣告。他並不去讀他們的著作，而只覺得有了他們的著作才削奪了他自己發表作品的機會。他自己的心眼兒是一團臭糞，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兒把別人在他的思索中燻臭。因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覺得——可憐可愛而且象花一樣的清香。
他已經三十二歲，還沒有結婚。對於女人，他只能想到性慾。他的臉與詩文一樣的不招女人喜愛，所以他因為接近不了女人而也恨女人。看見別人和女性一塊走，他馬上想起一些最髒最醜的情景，去寫幾句他自己以為最毒辣而其實是不通的詩或文，發洩他心中的怨氣。他的詩文似乎是專為罵人的，而自以為他最富正義感。
他的口很臭，因為身子虛，肝火旺，而又不大喜歡刷牙。他的話更臭，無論在他所謂的文章裡還是在嘴中，永遠不惜血口噴人。因此，學校裡的同事們都不願招惹他，而他就變本加厲的猖狂，漸漸的成了學校中的一霸。假若有人肯一個嘴巴把他打出校門，他一定連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飯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與吸慣了北平的空氣的人——他的同事們——是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去的。他們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
藍先生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聖哲與偉人，因而也就不去摹仿他們的高風亮節。當他想起一位聖哲的時候，他總先想到聖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趕到想好了聖哲的大便也必然的發臭，他就象發現了一個什麼真理似的去告訴給學生們，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對同事們，除非在嘴巴的威脅之下，他永遠特立獨行，說頂討厭的話，作頂討厭的事。他自居為“異人”。對瑞豐，他可是一向相當的客氣。瑞豐是庶務。每逢他受藍先生的委託買些私人用的東西，象毛巾與稿紙什麼的，他總買來頂好的東西而不說價錢。藍先生每次都要問價錢，而後還發一大套議論——貪汙是絕對要不的！儘管是公家的一根草，我們也不能隨便的拿！瑞豐笑著聽取“訓話”。聽完了，他只說一聲：“改天再說，忙什麼？”於是，“改天再說”漸漸的變為“不再提起”，而藍先生覺得瑞豐是有些道理的人，比聖哲和偉人還更可喜一點！
日本人進了城，藍先生把“紫陽”改為“東陽”，開始向敵人或漢奸辦的報紙投稿。這些報紙正缺乏稿子，而藍先生的詩文，雖然不通，又恰好都是攻擊那些逃出北平，到前線或後方找工作的作家們，所以“東陽”這個筆名幾乎天天象兩顆小黑痣似的在報屁股上發現。他恨那些作家，現在他可以肆意的詬罵他們了，因為他們已經都離開了北平。他是專會打死老虎的。看見自己的稿子被登出，他都細心的剪裁下來，用學校的信箋裱起，一張張的掛在牆上。他輕易不發笑，可是在看著這些裱好了的小紙塊的時候，他笑得出了聲。他感激日本人給了他“成名”的機會，而最使他動心的是接到了八角錢的稿費。看著那八角錢，他想象到八元，八十元，八百元！他不想再扯碎自己的臉，而用右手壓著向上吊著的眼，左手搬著鼻子，往一塊兒攏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