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的作品根本不予重視。我在歧路與迷途上繼續創作和研究武俠小說，惹來不少誹謗號流言。我一直希望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批評、整理，甚至期待有人能深入探討和整理中國“俠”的特質與歷史，到最後，我盼望會有有心人出來為武俠說些話，做些事，然而除了一些作家（例如古龍）仍然為我們寫些好小說之外，最多隻有三數位名士學人，在片章殘篇裡偶然以高姿勢為武俠說了幾句“打抱不平”的話之餘，我委實得不到什麼支援的聲音，只有孤軍（幸好這種“孤軍”在世界各地、海內海外都有呼應）作戰到底。
那時候，武俠小說裡的一些信念，仍影響了我和我好些朋友；我們相信“俠”是可以存在於現代的。俠不一定要拿刀子、見血光、出人命的。一個仗義執言、知行合一、秉著良心骨氣做人作事的律師、教師、商人、警察、學生、記者乃至於屠夫、清道夫都在“行俠”，都是“俠者”。“俠”的定義其可貴性都不在於他武功高不高、武力強不強大，而是在他有沒有具備一顆“俠義的心”。而文學不分類別，只要寫得好，不管偵探、言情、武俠、神怪，俱可成為偉大的文學經典。武俠寫的是極度情境中的人性。凡是為大眾接受並可流傳廣遠的作品，必有其深層價值。
那時候，我正從少年步入青年。也從武俠小說的愛好者進入研究者（包括敦促鼓勵別人去探究），我在香港武俠世界連載“四大名捕系列”，並已寫完了《神州奇俠》故事。那大的是70年代至末的事，古龍在臺灣一紙風行，金庸的書在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