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春天，差一個月才滿任期的吳掛冠而去，辭職回家了。
2005年4月中旬，吳對我說：“我沒有辦法處理好‘兩委’的關係，也難以頂住各種勢力的壓力，太累，太累。”
吳錫銘當選後第三天，就在他的辦公室牆上張貼了一張粉色紙的《受職宣言書》：村務將依法一律公開；聽取鎮政府合法、合理、正確的指導意見；讓本村的各項事業蓬勃發展……
自學過民主代議制的吳說：“薄薄一張紙，寫上了承諾，就有千斤重。”他解釋道理：“我在罷免風波的背景下勝出的，太多的眼睛盯著我，只有幹好，沒有退路。”
新村委會組閣不久，吳經由村民代表大會的法定程式，燒了“八把火”：核發上屆村委會拖延已久的土地承包使用證；落實修路時應補償的宅基地；開辦五金標準件市場；解決全村村民吃自來水問題……
吳雖然只讀過五年書，卻在自學中成為一個法律素養甚高的人，一個有著憲政意識的村官。他特別看重村民代表大會的權威。就連開會通知，都是參照法院的文書統一印製的。上有統一的編號，分為通知正文和存根聯。每次開會前，都由村委會派專人，連同會議議程，送到每個代表手上，並由代表在存根聯上簽收，一撕兩半，代表與村委會各持半邊，作為憑證。
吳說，村民代表大會“一號公告”貼遍全村後，他這個法人代表，就要領著三個村委會委員四處跑腿。每件事都不是一天、兩天能辦下來的。接著村民代表大會“二號”、“三號”公告又出臺了。公告往全村一貼，就由不得你不去完成。
做事，不僅要勤快，還要公開，不能像前任那樣暗箱操作。吳規定，村務公開欄3個月公開一次賬目。不僅僅大項收支要公開，一筆一筆的小費用，也要事無鉅細一一張榜於天下。人民日報記者崔士鑫曾在公開欄中看到諸如“筆筒：28元”、“賬本夾：10元”、“中華煙3包：93元”等明細。吳錫銘說，“村裡有客人來，也要買菸。但是公開了，群眾就沒人提意見。我們只有一個原則，公開欄裡不能有‘其他’。什麼是‘其他’？說不清楚，就是有問題。”
吳不是傳統政治勢力確認的鄉村權威，他要得到官方的認可，除了民主的選票，還需要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政治權威的認可。所以，他對“鎮政府合法、合理、正確的指導意見”絲毫不敢怠慢。履新兩個月後，村裡一名計劃外懷孕的婦女，突然消失。吳錫銘和“屬下”整整搜了一個多月，找到了這個超生游擊隊員，而後找她父母兄弟姐妹，苦口婆心，“終於把她的思想做通”。
但吳對鎮裡的意見也不是無原則地言聽計從，他清醒地意識到，他之所以當選村委會主任，仰賴的是自下而上的自治精神，而非自上而下的權力授予。履職不到一個月，他開始討論村會計的人選。前任會計由於審計報告中暴露出的經濟問題，被梧田鎮紀委開除黨籍，被區人大罷免了人大代表職務。這樣的人，當然不能繼續當會計。如何遴選新會計？吳錫銘宣稱這個問題應由村民代表大會決定。鎮裡有人則持反對意見，認為會計應當由組織定，換句話說，應該由村支部和村委會確定。
吳固執己見。他在村裡貼出公告，凡本村村民，年齡在20—35歲，已考取會計證書或已持證上崗的，都可以報名。最後篩選出兩名候選人，由村民代表投票。最後，一名普通村民的女兒被選上了。崔士鑫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道：“公開招聘村會計，在溫州還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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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監獄的門敞開著（8）
據悉，鎮裡對這一做法起初很有意見，但最後還是默許了。鎮裡對寮東村新村委會執行一年的政績是滿意的，因為，這個以前的“上訪村”，沒有一人上訪了。
但是，鎮政府的滿意，並不表明吳滿意。他在現實中處處感到村支部的掣肘。吳錫銘遞給我一份200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報》，第九版上的文章說，吳上任快一年了，卻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這倒不是因為村裡不發放，而是因為村委會和黨支部就幹部脫產問題，一直沒有協調好。
村委會組織法第19條第二款規定得很明白：村民會議有權決定“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數及補貼標準”。依據這個條款，組閣後的新村委會召集了第一次村民代表大會，對哪些幹部可以脫產領工資進行表決。村支部有兩個委員，是“潘義漢時代”的閣僚。憤怒於“潘義漢時代”的腐敗與混亂，其中一個支委被表決為不同意脫產。
吳錫銘和村委會人員堅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