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非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我們看到男人和女人為了家庭都會犧牲自己的個人抱負，這一切都是為了家庭生活的美滿，也是為了擁有一種更加文明的生活。我們也看到一些男人和女人拒絕接受婚姻的安排，選擇去創立一種新的家庭形式。 最後，我們還會看到妻子從來都不是次要的。在2003年10月12日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對保羅·西蒙（Paul Simon）的妻子、歌手和詞作家伊迪·布萊克（Edie Brickell）的採訪。記者問她：“人們總是把你稱為保羅·西蒙的妻子，你為此而感到生氣嗎？”這樣一個問題隱含著一個前提：如果一個女人擁有一個社會知名度更高的丈夫，她會很自然到把這當作對她個人身份的打擊。但是布萊克充滿自信的回答讓這個假設根本就無立足之處。“不”，她說：“因為我是他的妻子，我為他感到自豪。” 妻子伊迪·布萊克和瑪麗·凱瑟琳·伯根約存在著巨大差異。就像是在埃德蒙頓組織性交技巧研討班的梅麗莎和同樣是妻子的希拉里·克林頓之間相去甚遠一樣。 很難用一個詞就能概括出妻子的意義。這一點至為關鍵。也許這正是妻子的意義所在。在21世紀，透過多稜鏡去觀察妻子是一個重要的挑戰。要想這樣做，就得把妻子當成一個動詞，當成一個性別中立的概念。如果我們想創立一種新的敘述模式，尋找到讓男人和女人更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方式，做到這一點至關重要。 我的思緒又一次回到了1981年7月29日，那一天似乎對我有不同尋常的味道。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是一場有欺騙性的盛典，是偽裝成童話故事的一筆交易。故事的主角已經不在了。黛安娜死了，儘管對她的迷戀依然沒有徹底消散。查爾斯王子愛著卡米拉·帕克·鮑爾斯，這個離了婚的女人曾經對他的婚姻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還是沒有結婚。他們之間的關係被人們反覆猜測、評論，甚至是非難。英國教會允許查爾斯再婚，但他還需要得到母親的同意，而女王卻無法完全忽視公眾的情緒。大多數人不願意看到他娶卡米拉為妻，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女人缺乏王妃該有的風範。但是有一句潛臺詞從來沒有被說出——他們的婚禮將會提醒人們想起那個已經煙消雲散的童話故事，曾經有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的啊！ 在觀看了那場世紀婚禮的20多年裡，我一直沒有結婚，沒有成為一個妻子。難道是那場婚禮和它後來的變故影響了我的想法嗎？我不知道。也許是。也許不是。我不知道。但是，這肯定也是諸多原因中的一種。對於這個決定我既不後悔也不覺得沒有改變的可能。 回首昨天，再看一下今天我們已經瞭解到的一切，我心生敬畏。這一方面是因為希望得到了釋放，一方面是因為那種依然令人感到痛苦的疑惑。這有助於打破文化中圍繞著妻子產生的種種幻像，同時它也為我們抵達今天的所在之處鋪平了道路。這一個社會中，妻子的意義獲得何種理解可以投射出其文化的發展程度。當西方女人為誰該做飯煩惱不已時，為自己疲倦得沒有力氣做愛而抱怨時，對千百萬名女性來說，妻子這一角色依然是除了服從別無選擇。
第九部分妻子的意義（10）
1997年，在我開始寫這本書之前，我從倫敦的《時代》雜誌上看到了一個故事，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新娘價格上漲到了18000英鎊。這樣以來，這個地區有40％的男人開始想辦法娶更便宜一些的外國新娘。對於阿拉伯女人來說，如果她們在25歲的時候還沒有結婚，就會被人認為“再也嫁不出去了”。多麼離奇有趣啊，自鳴得意的西方讀者粗粗地看過這篇文章後也許會這樣想。我們的社會是多麼文明啊！ 從那時起，保守的穆斯林國家的女性所處的困境就成了人們在討論政治、社會和宗教問題時的一個焦點問題。從西方的婚姻史中得出的教訓又一次得到了證實——婚姻權反映出公民權並且印證社會價值。這也說明了妻子的意義這一問題為何如此重要。無論如何，妻子的新意義將提供一個新的樞軸——以此為支點，我們將不僅對妻子的意義產生新的理解，對女人、男人和人也都會產生新的洞察和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