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採訪物件很稔熟，是多年深交。一天，她讓我到深圳，說是深圳華僑城的老闆任克雷請吃飯，答謝《新週刊》。看到任老總的熱情，就知道周樺的採訪寫到位了。但我還是弄不明白，周樺是如何做到的。
再一次，我帶她去採訪三九集團的總裁，也是《新週刊》原理事長趙新先，生怕給她什麼壓力，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幫攝影師拉電線打光拍照。其實她一點也不在乎別人的存在，兩句開場白後就讓趙新先掏了心窩！文章一寫好排了版，我認真讀了一遍，這是我看到的寫趙新先的最好、最人性、最感人的一篇稿，可惜趙新先不讓發表，只因他想讓《新週刊》保持公信度，不要自說自話。
我對王石說，周樺有獨特的溝通能力。對一個採訪物件，她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又讓你不得不說，這就是功力。我常說，一個優秀的記者就是一個優秀的獵手，對獵物的習性瞭如指掌，當等待已久的獵物出現時，屏住呼吸，一扣扳機必須擊中要害！周樺就是一個優秀的獵手。不然，王石為何能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孩為自己寫書呢？
2003年，央視直播登珠峰，看到王石登頂，他一下子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我自小恐高，又頑皮好勝，常在女孩面前做些驚險動作，爬上很高很高的樹梢搖搖晃晃逞英雄，其實嚇得直想尿褲子。那一年，登珠峰的女英雄潘多，扯著五星紅旗在珠峰上盡顯中國人的豪邁！我敬仰得一塌糊塗，從攝影畫報上撕下她登頂那張黑白照夾在課本里，天天朝拜。想不到我認識的王石也在珠峰扯上五星紅旗！太神勇了！得知王石從西藏回到成都，我讓周樺帶著首席攝影師張海兒飛去做個專訪。事後，王石對我說，他給周樺的時間很短，但她寫得的確到位。
2000年的時候，周樺對我說，她累了想休息一陣。我說，去吧，早回。沒想到她躲起來給人寫電視劇本去了。
又不久，她要回來。回來繼續做記者沒多久，剛好市場部缺個頭，封新城想了半天對我說，周樺拿手與企業家打交道，基礎好，讓她當市場總監。我說，你定。就這樣，一個舞文弄墨的女孩臨危受命，披掛上陣了！貴州人的倔強潑辣、死不認輸的秉性又讓周樺發揮個透徹。她帶著幾個小女孩撐起一片天。手下的尊她為大姐頭；仗著《新週刊》的強勢和影響力，她們刨蘿蔔似地一路刨客戶，直往《新週刊》的籃子裝。《新週刊》號稱“發榜”專家，光是每年發的四大榜——“中國電視節目榜”、“城市魅力榜”、“生活創意榜”、“新銳榜”，就忙得市場部頭頂冒煙，還有不少零七八碎的活動，吃喝拉撒，迎來送往，每次活動就靠周樺率幾個女孩忙上忙下。問她，需要我做什麼？她總是說，到時把你那些有頭有臉的朋友請來就行。不管多大的活動，我從不操心，周樺總是做得那麼滴水不漏，既體面又熱鬧。有一年，《新週刊》在北京現代城發“中國電視節目榜”，因故停辦，一切心血打了水漂，還損失許多錢。我有點想不通，又心痛手足們的辛勞白費了，犒勞他們時幾次黯然淚下，周樺總是安慰我：“老爺子，沒事的，我們從頭再來！”有幾個從頭再來呀？！《新週刊》都10年了，該長大了，但《新週刊》的老老少少卻總是長不大，永遠那麼的單純，永遠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2005年底，周樺又說要離開，要給王石寫書，我說，去吧，寫好就回來。昨天，洋洋20萬字的書稿發到我的郵箱裡，文章一氣呵成，我一口氣讀完，我為周樺喝彩！在書稿中我又通讀了一遍王石，平添了我對他的敬佩，更加覺得自愧不如呀！
以前，我聽說王石一個大老總整天玩極限運動就覺得無聊，活那麼累幹什麼？無意中我被昆明的孫海浩拖下了水。他為“紅塔山”策劃一次登山大會，要《新週刊》連同迪慶州政府合辦攀登5 000多米的哈巴雪山。我一聽來勁了，因為，可以與王石一同爬山，可以體驗他的人生態度。這是我有生以來攀登的第一個雪山！從哈巴村到大本營有很長的一段路程，我揹著大揹包吭哧吭哧的，累得上氣不接下氣，走一段歇一段。途中見到王石比誰都走得慢，就是不歇腳。我有意跟著他的節奏走，怪了，不一會，我的呼吸與腳步格外協調，氣息從頭到腳不斷地迴圈，越走越輕鬆，一路到了大本營，除了一身臭汗一點也不覺累。第二天，我們大隊人馬登上衝鋒營地，我和王石住一個帳篷，才下午三點鐘，見王石矇頭就睡，我問他：“這麼早？”他說：“那你想幹嘛？”是呀！沒啥幹也睡吧。後來，我才明白，登山就是要時刻積蓄體力，漫漫長路在等著你呢。自此，王石起床我起床，王石開路我開路，步步相隨，樂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