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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聽得瞪圓了眼睛，李鬱芳也被說得愣住了。
趙強接著說道，為什麼眼下那麼多的長篇小說，多半是寫社會題材的，有的還標上“反腐力作”題材的文學作品，反而沒有起到當年那樣的轟動效應呢？許多名家的作品，寫得可大膽了，但還是沒有引起什麼社會反響或者說轟動效應，這是為什麼呢？我看根本原因不外乎三條：一是現在文化進入社會和個人空間的手段太多了，人們在盡情地享受電視、電腦、多媒體、手機網路和其它高科技的文化產品之外，誰還有興趣去辛苦地去閱讀紙質的書籍呢，特別是長篇小說，讀那東西特累人呀，再者及時真實表現現實生活的作品都不怎麼樣，有人說，生活本身比小說裡寫的故事更精彩啦，還用讀什麼小說；二是由於整個社會處於浮躁心態，大家都想著如何使自己增加物質利益或放縱慾望的便捷，想方設法追求名利和如何利用自己已有的平臺摟取好處，或者什麼刺激、什麼時尚、什麼輕鬆就玩什麼，譬如打牌、網聊、碟片、棋藝球藝還有股票什麼的，這似乎成了社會追求的主流。我想如果不是因為升學應試，恐怕連學校裡的學生都不會去讀什麼書了；再就是文化機構，作者、編者、出版商和書商，心裡也只有“發行量”（其實還是“錢”字作怪），再就是可與人比肩的虛名。因此說，眼下只能是產生“快餐文化”的時代，厚重的作品很難出得來，最近有人說，中國文學從未像今天這樣繁華和旺盛，僅長篇小說的出版量，每年逾1000部。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其中好的或可流傳的又有幾何？有人說，文化市場如此狂熱，然而這個當代文學也從未像今天這樣遭到嚴重的質疑，從懷疑它是不是垃圾到是不是已經死去——這樣繁華壯麗的現場，卻被人看成垃圾場和祭悼的現場；因此我認為文學還是說處在一個絕境，有人說不認識到文學“將死”和文學如何處於將死的絕境，那不是正視現實的態度。這當然是一家之言。不過未成年人寫作，卻成了一個勢頭，恐怕說文學完全死了，也不恰當。所以我以為，文學上的黃鐘大呂，就眼下來講，自然很難呼喚得出來。或許要等到“死而復生”的那一天。現在，不要說紙質的作品了，就是許多影視作品，被耽擱後擠不進市場而廢掉的何止萬千。你們大概會知道我們國家一年要拍多少集電視劇，而播出的又只能是多少了吧？據報導，能夠播出的只能三分之一，一年要積壓一萬多集；電影現在稍好些，因為有幾部創新大片，票房在叫座，但是城鎮電影院卻建的很少，就我們建陵來說，10個縣市區幾乎都沒有標準像樣的電影院能夠吸引觀眾去看電影。我正在同有關部門和相關同志商量，下一步要不顧一切地建設城鎮電影院。你們知道嗎，著名老演員張良伉儷拍得優秀電影《少年犯》的姐妹篇《白粉妹》和著名演員濮存昕主演的《魯迅》和《弘一法師》這兩部電影都難推向市場，都幾年了。還推不出不來，這難道只是市場問題？三是作家寫作創新不夠，難以產生突破的作品，對社會時弊皆為“隔靴搔癢”甚至還給*勢力“小罵大幫忙”。 那些讀者熟悉的名家多有“出新之作”，可是讓人讀著艱澀怪怪的，沒辦法讀下去，當然也有讓人拍案驚奇的好小說，只是太少。還有那些被人稱做“教唆*”的小說；在我感覺裡有一個著名作家，寫了十幾部改革加反腐題材的長篇小說，幾乎是同一套路，幾是頻頻重複製作，儘管每每被搬上熒屏，甚至還獲得什麼什麼的獎項，卻都沒有什麼牽動人心的亮點，所以都只能稱之為應景、平庸之作，沒有多少生命力和吸引力。倒是《國家幹部》這部長篇力作敢說真話，可是我問過一些同志，似乎讀它的人並不是很多，讀者少了去啦，所以也沒有引起社會震撼，就是拍成電視劇了，也就這樣被湮沒在過往雲煙之中，令人惋惜啊。
這時丹丹不由地插話道，趙市長，你方才說的都是小說，而你對散文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