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鐘內我就為你換個新人。”
布萊頓被深深打動了。
回到紐約後，巴菲特開始集資。所羅門與人交易時把利率定得很高，誘使它們出售證券。到第一週結束時，全公司的資產開始解凍了。
緊接著巴菲特要求戈弗洛德的大律師福爾斯坦辭職，並請洛杉磯芒格。托爾斯的夥伴羅伯特。鄧漢放下手頭工作來接替這個位置。很要乾淨的鄧漢擔
任巴菲特的伯克希爾事務律師已有15個年頭了。“鮑勃，我很需要你。”巴菲特說。鄧漢覺得不好推辭。
最大的擔憂來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時公司是不能營業的。如果它被控有罪，公司就幾乎全垮了。（許多委託人是不許與罪犯有業務往來的，普通公司也很少這麼幹。）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全力與政府合作，爭取緩刑。沃其泰爾。利普頓說：“這真是個漫長的槍斃過程。”司法部是很少同意放棄對明顯非法案件的制裁的。
巴菲特能採用的策略只有一個。他本能地減少了與對手的衝突，但他是無須戰鬥而取得勝利的專家。不費口舌、不使手段他就當選了。他害怕引起別人的敵意，因為他知道，別人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發現——只要不發生衝突——忠心耿耿是很快會有好報的。他就是如此讓凱。格雷厄姆信任他，讓斯坦。利普希拯救了他的布法羅，讓證券交易委員會放棄了對藍籌的調查的。
現在他不得不與調查所羅門的人合作，在指控人面前低聲下氣，如實協助司法部取證。也只有巴菲特會公開表明對此醜聞負個人責任，不但要洗清汙點，還要誠摯地懺悔。
該事件還牽涉到政治因素，當時的敵意是公開的、明顯的。由於以前的醜聞和《撒謊者的撲克》的影響，公眾先入為主地以為所羅門從頭到腳都是腐敗的。曾因對S＆L慘敗而威信掃地的執法人員和許多國會議員也抓住所羅門事件，作為展現自己“作風嚴厲”的好機會。他們好像也急於先下結論一樣，調查所羅門的德克薩斯州民主黨議員J。J。比格公開宣稱：“我擔心這不是僅有的越軌行為，所羅門還會大翻車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布萊頓把所羅門當作傑克塞重演，他雪片般地發出了135張傳票並要求提供資訊。
與波亞斯基與彌爾根比，莫舍當然只能算小打小鬧。但他膽敢頂撞財政部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華爾街的傲慢，這比任何具體罪行更令公眾反感。
從某個意義上看，所羅門是最傲慢的。“不只是彌爾根，”所羅門的一個老經理說，“我們也能玩美國的政府債券。”
當夏天過去的時候，華盛頓正以它獨有的方式沸沸傳揚“所羅門醜聞”。
馬基在勞動節後兩天就訂了聽證會席位並請巴菲特當主要證人，參議院也安排了一週的聽證會。
所羅門的主要說客貝爾很機靈地讓巴菲特率先去拜望了幾位審訊官員。
有幾人又冷又硬地問了一些所羅門董事會缺乏監督的問題。巴菲特說，他也後悔當時不夠注意。他顯得很卑微，態度就像把帽子拿在手裡，花言巧語地安撫別人咄咄逼人的攻勢。他提醒說他父親也是議員，並自嘲說現在他是自食其果。
他坦率地承認所羅門犯了錯誤，他站在執法者一邊。與巴菲特交談之後，議員傑克。甘對助手說：“你看，我們處理時要謹慎一點。”
巴菲特與幾個主要角色很要好，這使他受益非淺。不像多數商人，他從沒批評過司法機關的錯誤，因為他相信政府。
聽證會通常要對證人狂轟濫炸，但議員們往巴菲特臉上抹黑時卻很小心。雖然他在所羅門的投資有70億，但議員們認為他不是來自華爾街，而是大草原上的來客。“有一半人認為奧馬哈是個鄉村小鎮。”貝爾說。
貝爾與巴菲特准備聽證會時常在一起，對他洞察華盛頓的能力大為震驚。他認為他比法國的羅素還精明覆雜。
他脾氣很好，一點兒也不粗魯。我總覺得他是個新英格蘭的北方佬，就是18世紀生意上老有上帝保佑的那種。他在道德標準上毫不含糊，但也決不多愁善感。他很有道理地幹自己想幹的事。他很少說“不”，因為他不會自命不凡，當然他也會以獨有的方式與人發生衝突。他是個複雜的矛盾組合體。
與審判一樣，聽證會也是自發組織的，不管結論如何，它只有一次機會。
9月4日那個酷熱的下午，雷伯恩公司辦公大樓的大廳裡擠滿了人，記者、說客和看熱鬧的人紛紛湧入2123房間，座位早已被佔滿了，就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當初麥克。彌爾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