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檔案是極其重要的，但鑑別、分析更為重要。我覺得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的一段話，對如何鑑別、運用檔案也是有用的，這就是“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這是正確的思維和研究方法。
新近出版的《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字》則是另一類檔案資料，該書由歷史原件、整理者的說明及與當事人的對談等組成，因此它已不是簡單的資料排序，而是一部帶有研究性質的檔案資料。和一般檔案集有所不同的是，它所反映的不是某一領導人或某一領域某一地區領導層的決策過程，而是一部特殊的個人檔案集。該書透過杜高這個被莫須有扣上“小家族分子”的交代、反省、思想彙報和圍繞他和別人的檢舉揭發材料，有關部門對論、處理決定等展現了極左肆虐的年代知識分子艱難生存的複雜影象。費爾巴哈說過： “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衝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杜高是原中國劇協的一個普通創作人員，他不是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如果從狹義的角度看，《杜高檔案》一書只能稱作是杜高個人幾十年的政治生活史，但是從中折射的又是帶有普遍性的那個時代眾多知識分子的精神和生存狀態。歷史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人者，自然包括英雄豪傑和平民百姓，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引領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無疑是正確的，同樣，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經驗感受也是不容忽略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因為他們構成了我們社會的絕大多數，他們所處的地位、環境更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多重面相，《杜高檔案》及類似的民間檔案資料的意義就在於此。
我們在運用中國的檔案研究當代史時，還應重視外國有關中國當代史的檔案。20世紀中國歷史有一個新的重要現象，這就是中國被廣泛、深刻的捲入到世界程序。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開始大量解密前蘇聯檔案，中國的歷史學者在有關部門的支援和幫助下，也幾下莫斯科，收集翻譯了一批極為珍貴的前蘇聯檔案。中國學者利用前蘇聯解密檔案和中國方面的資料纂寫的有關論著，對我們認識許多重大歷史問題有重要的幫助。
當代史的檔案和資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一些關鍵性的資料十分缺少；另一方面，相關資料既多又雜。對當代史的資料需要小心鑑別和判斷，因為許多資料可能存有錯訛之處，需要研究者更注重資料的考證和彼此的切磋，所有目的都是一個：在歷史中求真實，從歷史中獲取前進的養份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