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octor of Philosophy）。 那時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專案中度過了六個寒暑，那是一條極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類似的情況下，也許就放棄了。美國有個統計資料顯示，進入博士專案的學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於各種原因而中途放棄了。這條路太長、太難了。 還有些人修完博士課程後，卻無法完成博士論文，最後沒有拿到學位。英語中還有個專門的縮寫語表達這種情況，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數次碰到這樣的同行，但從自身的經歷知道，他們不一定沒有能力，也許是不幸地沒有遇到一個好的導師，又沒有特別的毅力和韌勁，無法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結果功虧一簣了，而我只是因為堅持到了最後一刻。 拿到博士學位，只是美國生存的第一關，就業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國的經濟衰退，高等教育的就業市場很差。但我最後找到了大學的教職。那是個以教學為主的學校。應該說，我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那時一些美國人都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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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榮耀
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思想來自我交給崔教授的學期報告——那個只得到59分的報告。他不滿意那個報告，對我的論點基本否定。 但我沒有放棄，一意孤行地把那個研究課題做了下去。其實，我下意識地已感覺到那是領域的一個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無數次打擊下，我已沒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該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後，對自己的研究產生的自戀情結吧？ 無論如何，我還是把我的博士論文送交了國際商業學會（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去參加1993年的最佳博士論文比賽。該學會是國際商業領域最具權威的學術組織，每年都會舉行一輪國際性競賽，以選擇出一篇最佳博士論文，在那年完成的所有國際商學的博士論文都可以參加，但參選者當然只會是那些自認為有競爭力者。 我參加這一比賽的動機，來自於內心深處的一種強烈願望，我太需要一個客觀的公眾對我能力作出的公正評估。 我把論文寄出後，就開始等待了。兩個星期後，收到了國際商業學會的信函，我迫不及待地開啟了，但那只是一個收到我論文的標準回函。但我也被告知，我的參賽論文已送交了評判委員會——其成員都是著名學者，評選結果出來後就會通知我。 三個月後，我才收到了一封寄自杜克大學商學院的信，開啟一看，寫信者是亞爾？阿哈羅尼（Yair Aharoni）教授，他是國際商學領域的著名學者之一，是這次最佳博士論文獎的評判委員會主席。他在信中祝賀我，說我入圍了，是三名候選人之一。但最終結果將在國際商業學會的年會上才會宣佈。 這封通知函使我感到興奮。一個月後，我又接到了阿哈羅尼教授親自打來的電話。他要確定我能參加國際商業學會的年會，並說我學校若不能報銷差旅費，他們可提供資助。我在期待中，心情變得更為緊張了。不，是一種恐慌的感覺。因為我與生俱來的坎坷多磨，有過那麼多次的熱切期望，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極度失望——這也許是我命中註定的，我已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 會議前一天清晨，我乘機前往夏威夷。一下飛機，我就感覺到了旅遊勝地的那種悠然氛圍。天上晴空萬里，陽光明媚，暖洋洋的熱風撲面而來，路上的行人大多身著休閒服裝，看起來既舒適又放鬆。可我是來參加國際商業學會的年會的。 會議是在洲際假日酒店舉行，主辦單位已安排了從機場到酒店的大巴。我登上了汽車後，不經意地回頭一看，意外地，我與崔教授打了個照面。他那時已經成了中西部一所大學的教授，我們是同行了，但他還是我的老師。我極其恭敬地問候了他，但在簡單地交談幾句後，就覺得無話可說了。 在三天的會議期間，我根本無意享受酒店的美味佳餚，也沒有心思領略夏威夷的美麗海灘、異國風光和宜人的氣候。我焦急地等待著，等待大會最後一天的全體聚餐會，那時將宣佈博士論文獎比賽的結果。 會議分組活動中的一項議程就是由最佳博士論文獎的三個入圍者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我聽了其他兩人的報告後，就覺得我的研究就獨創性和重要性來說，都有更大的學術貢獻。我認為我應該是獲勝者。可這會不會僅是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在那個會上，我們這三個入圍者也互相認識了。儘管彼此開著玩笑，但都無法掩飾住心情的緊張。後來我們約定了，誰是得獎者就必須請客。 終於，熬到了大會最後一天的議程，在宴會廳上聚集著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國際商學領域的大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