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國家），那可能就錯了。這樣的干預其實也會帶來不公平和浪費。
在如今的中國，較為現代化的產業部門僱用的勞動力所佔的比例還很有限（可能只有1/8），因此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是由內地農村的價值決定的，或者用術語來說，即所謂的〃機會成本〃。格雷德之類的批評者抱怨說，與西方國家的類似工人相比，中國這些國家的工人們的工資收入實在太少，雖然雙方的工廠的效率都一樣。這可能是事實。但是讓全世界各地的同等技能的工人都拿同樣的工資，則是不現實的。如果企業都像格雷德認為的那樣在追求最大利潤，它們就會增加僱員，直到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等於最低成本為止。任何一座工廠在中國僱用的人數都會比在高收入國家多得多。在這樣的企業裡，勞動力的平均產出遠遠高於其邊際產出。所幸的是，這使得中國成了一個適合投資的理想地點，並且刺激了那裡的高速增長。
此時進行積極的工會干預會導致什麼結果呢？假如發展中國家的工會成功地把少數在現代產業中工作的員工的工資和勞動環境改善到和西方同行接近的地步，現代企業的勞動成本就會遠遠高於其機會成本，勞動力市場就會二元化。大多數人拿很低的收入，而少數有組織的人則享受高工資。但這樣一來，現代產業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率就會下降，產業的發展將會減速，人們將競相追逐這些高收入職位，帶來更多的公開失業。從鄉村到城市的移民將會減慢，延緩農村由於勞動力短缺而導致工資上升的時機的到來。工會干預可能取得的結果只會是在貧困的海洋中創造一個特權的小島。
這樣的結果能夠算是進步嗎？很難。它也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推測，而是我們可以在印度看到的實際情況，那裡就有著強大的工會、工作保障、對小型企業的保護、禁止破產企業關門等政策，從而大大制約了現代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的增加。如今，在這個擁有超過10億人口的國度，在大型企業中就業的人數竟然只有500萬，而且看不到迅速增加的前景。印度的工業化被妨礙了，印度的工人們的確受到了很好的保護，不會有資本家的剝削，因為他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情況則恰好相反，如今，這些國家的工人們的工資待遇和工作環境是印度人做夢都想得到的，正確的發展道路是透過現代產業部門的利潤帶來的產量和就業的迅速增加，最終改變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這也是中國正在沿襲的模式，只有這樣才能讓全體國民都獲得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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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節：外貿帶來的傷害（9）
同樣需要小心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對於童工問題的討伐。在這方面我們又看到現代西方人在用他們已經很幸運地能享受的標準來要求發展中國家。他們不是用發展中國家十分貧困的現狀和當地居民的其他選擇來做對比，而是從自己所處的環境出發。目前，在發展中國家有大約2。5億5～14歲的兒童在從事勞動，他們佔世界兒童總數的比例其實是歷史上最低的時期。其中，70％在從事農業勞動，只有大約1 000～1 500萬人在從事出口產業，主要是在南亞。這些兒童之所以從事工作，不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比其他地方的父母更狠心，而是因為貧窮。毫無疑問，更為富裕的社會的父母擁有的子女數量更少，投入每個孩子的教育的資本更多。值得欣喜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已經出現了顯著下降，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率估計在2000～2015年只有0。9％，即使在印度，目前估計也會降到1。3％。
收入的增長對於童工現象的影響也是很顯著的。從1993年到1998年，越南最窮的10％的人口的真實平均收入提高了一半以上，隨即帶來了童工的大幅度減少（主要是在家庭農場）和教育投資的增加。假如西方的貿易制裁把童工趕出了出口加工廠，如果他們的父母不能養育他們，或者他們根本就沒有家人的照顧，他們就只能做別的事情，包括賣淫或者農業勞動。他們也可能去只面向國內市場的工廠做工，這些企業大多數的待遇和條件要比外向型企業差得多。西方的煽動者們的良心可以被救贖，卻會付出更大的他們原本希望避免的代價。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就是孟加拉國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發生的情況，主要是出於西方人對沃爾瑪購買的部分由兒童加工的服裝的抗議，結果導致數千名兒童被解僱，其中許多人去了更危險、更廉價的工作。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很不願意接受由世界貿易組織來強加更為苛刻的勞動標準。但這是否意味著什麼改進都不能實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