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一九四一年中央對被難家屬已按烈屬對待，這些家屬今後可仍享受烈屬待遇。對受冤枉的同志所戴的各種政治帽子和給予處分的，凡未糾正或糾正不徹底的，一律予以徹底糾正。他們的檔案中如存入有關肅託的結論、處理材料等，應由組織部門清理、銷燬。
另外，對原泰山、膠東、魯東南等地區肅託遺留問題，亦參照上述精神辦理。考慮到湖西“肅託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以及受株連的家屬、子女現已分散在全國各地、建議中央通知各地，以徹底消除影響。
以上報告，請批示。
*山東省委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中央組織部轉發山東省委《關於對湖西“肅託事件”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各人民團體黨組，解放軍總政治部：
*山東省委《關於對湖西“肅託事件”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已經中央同意，現轉發給你們，請參照執行，以消除影響。
*中央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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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沉冤：“肅託”案
歷史沉冤：“肅託”案
梁成琛
所謂“肅託”，即肅清託派。託派，原本是蘇聯共產黨中以托洛茨基為首的派別。三十年代在蘇聯曾開展了大規模的反託鬥爭，許多人被當作託派而遭到殺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一回國，便照搬蘇聯的模式，大肆鼓吹“肅託”。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丟擲《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毫無根據地指責陳獨秀是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漢奸，從而把肅託和反對漢奸相提並論。康生又於１９３８年２月８日和２８日在延安《解放》雜誌第２９、３０期上刊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幫》一文，虛構誇大託派的聲勢，造成了惡劣的後果。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擔任*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後，便直接掌管“肅託”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涉及全黨，很多共產黨員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
當時，廣大幹部甚至許多領導“肅託”的人，其實並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詞的含義。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從康生的小冊子裡受到影響，把“託派”當成漢奸，或者如同１０年內戰時期的“ＡＢ團”、“改組派”那樣來理解。因為“託派”從性質上講同漢奸是一樣的，既然是漢奸，那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當時的情況怎麼能讓人民公敵留在世界上呢？
湖西“肅託”事件，發生在1939年山東南四湖以西的蘇魯豫邊區（亦稱湖西邊區）。首先從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搞了起來。這年8月，蘇魯豫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幹校青訓班畢業分配的時候，在學員中出現了一些思想問題，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誣指幹校有“託派”活動，便開始進行所謂“肅託”。王須仁的倒行逆施，得到駐在湖西的蘇魯豫支隊四大隊政委王鳳鳴的支援，使“肅託”蔓延到地區各地並由地方蔓延到部隊。先後被扣押審查者達五六百人，蘇魯豫支隊副隊長兼四大隊隊長梁興初等均被拘禁；地委宣傳部長、*部長等三百餘人慘遭殺害。11月，*山東分局委員、115師政委羅榮桓和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等同志趕到湖西，釋放了被扣押的同志，調離了王鳳鳴，處決了王須仁，制止了這一事件的發展。1941年2月，*中央作出《關於湖西邊區除奸錯誤的決定》，給無辜犧牲者*昭雪，決定給王鳳鳴判刑。王鳳鳴畏罪潛逃，投靠日偽當了漢奸。
湖西地區“肅託運動”停止了不久，１９４２年在*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發生了“王實味託匪奸細、特務案”，又稱“《野百合花》託匪案”。
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整風開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黨員王實味於２月１７日寫了《政治家、藝術家》雜文後，又寫了《野百合花》一組雜文，揭露和批評延安的一些陰暗面以及不平等的待遇。３月２３日，王實味在《矢與的》牆報上發表了《我對羅邁（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說羅邁的發言有家長作風，壓制了群眾反三風的鬥爭熱情和積極性。中央研究院從５月２７日開始，連續十多天召開全院座談會，對王實味展開批評。會議是由*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長、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康生領導下進行的。座談會開成了鬥爭會，思想問題變成政治問題。有人揭發王實味說過贊成託派及其理論的話，說過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