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根據林彪指控，誣陷他們4人為“反黨集團”，停止、撤銷了他們的領導職務。會議期間，透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認為，已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必須批判、清洗這些人。林彪則於5月18日作了殺氣騰騰、大講政變歷史的“五一八”講話。會議決定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康生為顧問，姚文元等為成員的中央文革小組。這個“小組”實權相當大，實際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成員雖幾經變動，但它卻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指揮部。誰也沒有料到，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就這樣開始了。
面對危機四伏的緊張局勢，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鄧小平心急如焚，他們去杭州當面請示毛澤東之後，回到北京及時派出工作組穩定混亂局勢。陳伯達等從中阻撓，鄧小平堅決表示：“撤工作組我不贊成”。然而，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聽了江青等人誣告，指責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只好違心地作檢討。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文字不長卻多處修改的大字報，炮打氣勢磅礴，好惡態度鮮明。它從6月初以來發生的事情談起：
……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這張大字報雖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問題嚴重得足以置人以絕境。
同年10月，金秋季節的北京已是秋高氣爽，然而，炮打劉少奇、鄧小平的氣溫卻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
毛澤東氣惱地說：“鄧小平什麼事都不找我，幾年不找我。”然後，語調一轉，不無幽默地說：“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毛澤東、鄧小平之間工作關係上的疏遠，思想認識上的隔膜，表現在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見解上。
鄧小平是批判物件，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司令部。”隨後又新增了一些違心之語。
毛澤東雙眉舒展，他對鄧小平的檢討表示滿意，提議鄧在“補過自新”之後，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幾天後，他批評把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許劉、鄧革命”。
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副統帥”（2）
可是，林彪一夥卻不依不饒，企圖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在這次會上，林彪拖著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是劉、鄧發起的。”曾是鄧小平老部下的謝富治也在會上居心叵測地說：“鄧小平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他過去做了許多工作）。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阻力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一夥更是惟恐落後。在他們的精心策劃下，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不斷升級。
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大會上，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此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從當時拍攝的照片看，鄧小平目光看著講話稿，顯著格外地鎮靜。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搖旗吶喊，在北京城區公然進行誣陷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宣傳，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神聖的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鬥劉少奇和批鬥鄧小平、陶鑄的會議，分別在中南海內劉、鄧、陶各家的庭院裡進行。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