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時他意氣已盡，無心再圖進取，回來後第3 天，便率司令部渡過烏龍江，撤退到莆田。接著又繼續南撤，形勢急轉直下，十九路軍的部隊跑的跑，降的降，誕生不足兩個月的福建政府就這樣迅速地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毀了。
我來到福州僅一個星期，便親眼看到這個反蔣政權的滅亡，不勝惋惜。這並不是因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隊，相反的，他們不過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別。他們之所以反蔣抗日，無非是為了避免在反共內戰中損失自己的力量。他們軟弱動搖，空喊民主口號，不知道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與廣大士兵，其失敗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們利用這個大好形勢，積極幫助並領導他們，使這個從敵人內部分化出來的反蔣抗日力量，得以生存發展，這樣，不但是粉碎蔣介石對我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整個中國革命的形勢也會更快地發生變化，抗日高潮會來得更早。可是由於“左”傾錯誤的領導，竟把這個有利時機錯過。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就在蔣介石猛烈進攻十九路軍，福建政府搖搖欲墜，亟需紅軍支援的時候，“左”傾錯誤領導卻不讓紅軍打擊蔣介石部隊的側後方，反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去攻擊永豐地區的堡壘。這樣就使蔣介石在消滅十九路軍後，得以從容驅軍南下，繼續圍攻我中央革命根據地，以致使蘇區大部淪喪，中國革命戰爭瀕於絕境。所以說，“左”傾錯誤對福建事變的政策，無論從政治上、軍事上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回憶及此，不禁聯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當時，我曾經跟隨周恩來同志去西安，參予了我黨代表團的工作。同樣是敵人內部分化出來的抗日勢力發動的政變，同樣遭到反動的親日派的武力威脅，也同樣產生過動搖。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澤東同志手裡，處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為了停止反共內戰，迫蔣抗日，說服張、楊釋放蔣介石，粉碎了親日派企圖擴大內戰，以利日寇進攻的陰謀，促成了國內和平的實現；另方面，堅決支援張、楊的抗日要求，當親日派何應欽廿萬大軍兵臨潼關威逼西安，張、楊表現動 搖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立即調紅軍主力開赴藍田、商南一線，壯其膽而振其氣，克服了張、楊的動搖。談判結束，為了防止親日派製造磨擦，破壞統一戰線，又立即命令部隊以一夜140 裡的速度撤離了前線。一進，一退，高度表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正由於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在上述兩個方面，防止了“左”傾盲動和右傾的錯誤，終於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抗戰的偉大局面。
對待福建事變的政策，是“左”傾錯誤在革命任務與階段關係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的產物。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小資產階級，因而對那些可能爭取和孤立的中間勢力，採取了關門主義的政策，並稱之為“最危險的敵人”。“左”傾錯誤和其他錯誤結合一起，就使中國革命遭到空前的損害。而毛澤東同志從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出發，根據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正確地對待和處理了各階級的關係，制定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從上述對待兩個事變的政策的對比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是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可靠保證。
論皖東武裝磨擦（1940年）
在今年3 月以後，皖東我新四軍曾與皖東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隊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武裝衝突。事實的經過，外間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論如下。
我們所說的皖東，是指淮南鐵路以東，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屬地區，有津浦鐵路縱貫其間。淮南津浦兩路，均為敵寇所佔，如是又將皖東分為津浦路東與路西兩個區域。在皖東各縣城及所有村曾為敵人佔領，受遭敵寇的蹂躪，至今除開定遠、含山、和縣縣城沒有敵人，來安、盱眙縣城被敵人佔領，經我新四軍收復以外，其他如鳳陽、滁縣、全椒、嘉山、合肥、天長、六合、儀徵、江浦各縣城與各重要據點，現仍為敵人所盤駐。即是說皖東曾為淪陷區，雖經我新四軍四、五支隊2 年來艱苦作戰，雖收復失地，至今皖東的四邊及縱貫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敵人，並且時常出來掃蕩我軍，燒殺和掠奪人民。
我新四軍四支隊活動於津浦路西地區，五支隊活動於路東地區，並有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活動於無為地區，這是2 年前安徽前廖敵主席正式劃歸我們新四軍駐防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