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起。《希特勒檔案》裡寫道，希特勒“本人”對毒氣室的研製很感興趣。他甚至鑑定了希姆萊送給他看的模型和圖紙，下令給設計者們“全方位的支援”。截至目前的研究認為，希特勒委派了黨衛軍實施種族滅絕，但又儘量不想知道細節。
希姆萊的傳記作家理查德·布賴特曼在有關毒氣車及毒氣室的使用時評論道：“我們不知道希姆萊是如何迅速地將在東方消滅猶太人的新方法告訴元首的。”希姆萊1941年9月8號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關毒氣室及這些新的集體屠殺工具的屠殺能力的情況。希姆萊信上說，希特勒希望儘快將猶太人放逐出德意志帝國及總督轄區波蘭。兩天前希姆萊同希特勒在“狼穴”里長談了好幾個小時。
但《希特勒檔案》中未提及大屠殺的原因顯而易見。早在二戰前和二戰中就有大量的猶太人被國家安全機構所殺害或在象徵性的審訊後當作政敵槍殺了。數字可能在幾萬人以上，但不精確。從1947年開始，暫時受到限制的迫害的強度和範圍上都上升了。此外，這些迫害不僅僅只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是具有了明確的反猶傾向。
內務委員會的後任MWD負責這些鎮壓。國家安全部門的軍官們組織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的控告，他們無須法院判決，僅聽從斯大林或貝利亞的命令進行謀殺。《希特勒檔案》是在蘇聯的反猶政治達到高潮時編寫的。考慮到斯大林的明顯的反猶觀念，就不歡迎對屠殺猶太人的精確研究。
1939年…1941年間的德、蘇聯盟顯然也是一個禁忌。《希特勒檔案》裡只提及了這一夥伴關係、及互不侵犯條約的一部份。既未寫它的形成也沒有描寫結果。在敘述德國對波蘭的戰爭時，蘇聯的編輯人員未提及他們的國家也同波蘭進行過戰爭了。為《希特勒檔案》制定的工作計劃原先是計劃討論這個內容的。
但負責此書的內務委員會軍官，中校帕爾帕洛夫和少校薩萊耶夫又拋棄了這個主意，這兩位情報局官員再清楚不過，對於一個最緊密的蘇聯領導圈子來說，什麼在政治上是適宜的——部分是根據了斯大林“大清洗”期間自己的鎮壓經驗。
估計不應該提的不是同希特勒的“分贓”。因為蘇聯畢竟獲得了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一部分，以及對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採取了行動。另外，蘇聯領導人也認為這樣可以騰出一隻手來對付蒙古和滿洲邊境上的日本。如果在《希特勒檔案》裡討論了互不侵犯條約，就會讓人回想起蘇聯領導層的幾個嚴重的錯誤判斷。
首先，接受德國瓜分東歐的建議看起來是划算的。為了贏得蘇聯的認可，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的比西方要多得多。政治局同樣很清楚，這只是一場短暫的聯盟。他的接班人赫魯曉夫還記得斯大林的話：“這是一場相互欺騙的遊戲。”
而德意志帝國卻從條約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它能夠暫時限制自給自足的努力，而不必調整經濟方針。油及非鐵金屬的鉅額貿易對德國軍工業也至關重要。特別是，幸虧有油的供應地法國戰役中才得以迴避預料會出現的燃料緊缺。但德國領導層避免過分依賴蘇聯，不讓自己容易受人勒索。
從斯大林的角度看，“帝國主義”列強德國跟法國和大不列顛之間的戰爭是合乎邏輯的，他也判斷錯了。他預料的是德國軍事力量的削弱而不是增強，希望從這些分裂中獲利。他特別慎重地對待大不列顛對一場軍事聯盟的新的試探。
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決定也先於德國對蘇聯的進攻。在《希特勒檔案》裡，只粗略地談到1941年夏天的事件，這是合乎邏輯的。國家安全部門的創作集體畢竟放棄了使用“狡猾的偷襲”這種宣傳套語，情報官員們最清楚，斯大林是知道1941年初夏的進攻日期的。他在有關情報上註上了卑俗的批註，作為所謂的假情報退了回去。相反，蘇聯領導層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機會，低估了德國對手，制定了自己的進攻計劃。德方是否認為那是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
出版人後記（11）
確定的是，在1939年約定的權力範圍的邊境上兩個高度武裝的世界強國在對峙，它們的帝國主義興趣是對立的。無論是蘇聯還是德意志帝國都是意識形態強烈的極權主義國家，在過去幾年裡進行過一系列的進攻戰爭，認為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雙方都制定了詳細的進攻方案，試圖搶先於對手。“先發制人”的戰爭這一概念似乎具有政治動機、因而不符合用來形容德、蘇戰爭。
希特勒不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