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務委員會工作人員修改供述內容和形式的情形可能只是例外,但他們對術語的影響卻很明顯。文章透露了作者小心翼翼、從一開始就想勝任斯大林對這種手稿的要求的努力,儘量適應總書記和最高統帥的風格。假如斯大林不喜歡這篇彙報或者哪怕只是提出了問題,就可能給參與者帶來無法預料的後果。不符合斯大林的想像的章節被刪除了。因此最後的成文裡僅有兩處暗示了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協定。工作人員的努力還顯示在,相關人員的姓名、他們的職位和其它相關重要解釋經常重複(正如斯大林在他的演講和出版物中所做的一樣),以括號或註腳標註出一些——經常是多餘的——有關德國和德國政治的說明。這減輕了斯大林的麻煩,卻讓今天的讀者覺得羅嗦,不習慣。
引人注意的是,對納粹機構的官方名稱使用很簡略。有些概念被問者肯定使用了,文中常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因此經常寫到希特勒的衛隊,從不寫元首護衛小分隊,很少談及旗衛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從沒有以它的正式名稱和相應的縮寫出現過,而只作為國家社會黨出現(同時形容詞被小寫)。當需要官方術語時,也多是加以引號:“第三帝國”,“褐色大廈”,“狼穴”,“希特勒青年團”或“人民衝鋒軍”。
使用人名時不用名、官階或貴族稱號是為了保持距離。用常用詞“宮殿”來指代希特勒的山莊也是一樣。雖然論其規模和上薩爾茨山上修建完整的基本設施,用這個詞來稱呼這座別墅並非不恰當,但林格和京舍肯定沒有用過這個詞。文中使用“行法西斯禮”代替常用說法“行德國禮”或“行希特勒禮”,將保安處頭目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形容為“屠夫”可能也是帕爾帕洛夫的編輯部寫進文章中去的。
最後,一種——大多數使用得很笨拙的——修辭手段也引人注目。為使報告輕鬆活潑,製造緊張氣氛,編輯們有時突然變換時態。敘述大體上使用的過去時,但在想特別突出某個情節時,它會突然跳到現在時。同時常在少數幾行裡變來變去,有時很難看出其中的邏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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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序(3)
編輯插手的順序和修辭特點很多。但少數例子就足以讓出版人的說法可信了,後人對文章進行任何的彙編和修飾都會不可靠地影響歷史資料的特點。因此赫爾穆特·埃廷格的翻譯尊重原文。《希特勒檔案》的可信度不僅在於它所敘述的內容,而且在於它所誕生的方式方法。修辭繁瑣既反應了複雜的形成歷史也反映了驚心動魄的政治環境,可視為資料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得到承認。
《希特勒檔案》包括兩名天天跟希特勒交道、但同他並沒有私人親近接觸的黨衛軍軍官的描述。他們崇拜他,是虔誠的納粹分子,但跟大多數同時代人一樣,他們不明白這位獨裁者追隨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在他們的回憶錄裡,他們肯定更鮮明地強調了一些不同的觀點,但從來沒有否認過他們同希特勒的直接接近。《希特勒檔案》是一部舉世無雙的特殊資料:蘇聯國內秘密情報機構的一個作者集體依據兩位黨衛軍二級突擊隊大隊長的材料,花4年多的時間撰寫了希特勒的傳記,直到它適應了委託人的閱讀習慣為止。
前蘇聯共產黨檔案室裡編號462a檔案的內容不僅包含許多至今不為人知的有關希特勒的政治和戰爭的詳情,它也介紹了一幅希特勒周圍不加粉飾的真實畫像。另外,這部資料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它反映了大德意志帝國的這位元首和那個一度相信能同他瓜分歐洲、最後迫使他陷進一場奪去數百萬性命的謀殺戰爭的人的衝突。《希特勒檔案》一書同時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對抗的結果,一種對立,從艾倫·布洛克到理查德·奧弗裡的無數歷史學家在其中找到了理解上個世紀曆史的鑰匙。
柏林,哈勒,2005年1月3日
馬蒂亞斯·烏爾和亨利克·埃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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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檔案》1(1)
1933年夏。太陽照耀著柏林的威廉廣場。總理府就坐落在那裡。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後,就從這裡開始了“第三帝國”的新時代。二樓一扇窗戶的窗簾後面站著一個人,他中等身材,一縷頭髮垂覆在額上。他就是希特勒。他身體略微前傾,正觀看樓下“儀仗院”裡的軍事儀式。那裡正在換崗,他的衛隊,又名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旗衛隊計程車兵們正在舉行隆重的儀式。黨衛隊員們將腿高高抬起,靴子響亮地落在瀝青地面上。他們身體筆挺,目不斜視。換崗儀式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