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體系的代表作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可謂東西輝映。在數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數學機械化演算法體系與數學公理化演繹體系曾多次反覆互為消長，交替成為數學發展中的主流。肇始於我國的這種機械化體系，在經過明代以來近幾百年的相對消沉後，由於計算機的出現，已越來越為數學家所認識與重視，勢將重新登上歷史舞臺。《九章》與《劉注》所貫串的機械化思想，不僅曾經深刻影響了數學的歷史程序，而且對數學的現狀也正在發揚它日益顯著的影響。它在進入21世紀後在數學中的地位，幾乎可以預卜。
在《自然辯證法研究》，1991，第7卷第5期上，吳士續發表了一篇文章：《科學歷史的辯證法與辯證唯物的歷史觀——由吳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討論》。在這裡，李昌先生又重複講了吳文俊教授的上述論點，不再抄錄，請讀者取閱參考。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於無意中找到了一把解決科技方面問題的鑰匙。
吳文俊教授在這裡根本沒有談什麼“二分法”。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二分法”是我個人胡思亂想的結果，吳先生怎麼能談呢？但是，他講的這一番道理卻是不折不扣的“二分法”。他在數學發展的過程中看出了東西之差異。西方是推理論證為主旨，是演繹的體系。而中國（東方的代表）則從實際問題出發，以方程求解為主線，以構造性和機械化為特色。兩者遙遙相對，差異是再明顯不過的。
我現在把古代穆斯林的看法和吳文俊教授的論點結合起來，進一步對我所主張的“二分法”作一點新闡釋。簡單明瞭地說，我的新闡釋就是下面的兩句話：
分析（演繹）出理論
綜合（歸納）生技術
我想，對這兩句話用不著再仔細解釋了，上面連篇累牘講的都是解釋。我只想補充幾句話。百分之百的純分析和百分之百的純綜合，都是難以想象的，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這樣的歸納，只不過表示其主流和主要傾向而已。
總而言之，看了古代穆斯林對中國和希臘文化的對比，讀了吳文俊教授對中國和西方數學的分析，我對自己胡思亂想的“二分法”——人類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上總共創造出來了東西兩大文明體系，人類的思維模式也只能分為東方的綜合與西方的分析兩大體系——信心更增強了。我曾再三宣告過，我不是搞這一行的，我對於哲學分析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可我最近幾年以來，在務正業的同時，又胡思亂想，想入非非，超出了正業的範圍。卻又偏偏鍥而不捨，自我感覺良好，越來越良好。這真叫做沒有法子——請真正的內行裡手來裁決吧。
1994年4月26日
倡議編撰《東方文化整合》（1）
本文是季羨林1996年3月為《東方文化整合》寫的總序。
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世紀末”中。所謂“世紀”和“世紀末”，本來是人為地創造出來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歲皆然，決不失信。“世紀”則不同，沒有耶穌，何來“世紀”？沒有“世紀”，何來“世紀末”？道理極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創造了出來，它就產生了影響，就有了威力。上一個“世紀末”，19世紀的“世紀末”，在西方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領域中就出現過許多怪異現象，甚至有了“世紀末病”這樣的名詞，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無待辯論與爭論。
當前這一個“世紀末”怎樣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變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也不平靜。文化或文明的辯論或爭論就很突出。平常時候，人們非不關心文化問題，只是時機似乎沒到，爭論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紀之末，人們非常敏感起來，似乎是憬然醒悟，於是東西各國的文人學士討論文化的興趣突然濃烈起來，寫的文章和開的會議突然多了起來。許多不同的意見，如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五光十色，紛然雜陳。這樣就形成了所謂“文化熱”。
在這一股難以抗禦的“文化熱”中，我以孤陋寡聞的“野狐”之身，雖無意隨喜，卻實已被捲入其中。我是一個有話不說輒如骨鯁在喉的人，在許多會議上，在許多文章中，大放厥詞，多次談到我對文化，特別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聯絡，以及東方文化在未來的新世紀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佔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頗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響。
為說明問題計，現無妨把我個人對文化和與文化有關的一些問題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