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預先看到了它能產生的惡果。因為我自己沒有讀《詩辨》，我只能依靠鄭敏先生的介紹，我還是抄一點她的文章吧：
在他的感受裡19世紀上半期的英國文化和人民的心態可謂病入膏肓。人們醉心於利用新興的科學佔領財富，一味放縱鑽營的才能，而忽視心靈的培養。人們以機械的生產壓制真正的創造性，而只有創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識的源。在《詩辨》中雪萊指控工業革命將人們引上貪財、自私、愚昧的道路。載《外國文學譯論》1993年第1期，第45頁。
鄭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寫道：
從17世紀到19世紀，西方文明在強大富裕的路上疾馳，價值觀念經受強大的衝擊，科技的驚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學黯然失色。為積累財富所需的知識和理性活動成為文教界所重視的，而詩和想象力由於其無助於直接換取市場上的優勢而受到忽視。前者雪萊稱之為鑽營的本領，詩人意識到物質的豐富並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發展。載《外國文學譯論》1993年第1期，第46頁。
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8）
這些話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其借鑑的意義。我並不主張一切的財富積累都必須反對，那是某些宗教教派的信條，為我所不取，但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不應該進行點精神文明方面的教育嗎？
接下去，鄭敏教授根據雪萊的預言列舉了一些隨著高科技在20世紀的發展而產生出來的“罪惡”：原子彈、艾滋病、民族仇恨的戰火、森林的被破壞、海洋受汙染、動物種類不斷減少、臭氧層遭破壞、吸毒的蔓延、國際販毒活動猖狂、黑手黨的暴力活動、滅絕種族的納粹大屠殺、恐怖的夜間失蹤、精神病院的黑暗等等。這同我在一些文章中列舉的“弊端”，大同而小異。真是觸目驚心，令人不寒而慄。
二雪萊開出的藥方
上面列舉的那一些現象，不管稱之為什麼，反正都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必須有解救的辦法，必須有治這些病的藥方。
根據鄭先生的介紹，雪萊開出來的藥方是詩與想象力，再加上一個愛。
根據鄭先生的解釋， “詩”，在很多情況下指的是詩的功能。雪萊認為，詩是神聖的，它具有一種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惡。“想象力”，雪萊在《詩辨》中提出了它作為對物質崇拜和金錢專政相對抗的解毒劑。這種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圖的理念、康德的先驗主義，以及大量帶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義。在《詩辨》看來，那在富與高尚之間遺失的環節，就是想象力和詩。
雪萊醫治人類創傷的另一劑良藥就是“愛”。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地下凶神德漠高更說愛這雙有醫療功能的翅膀擁抱滿目瘡痍的世界。
總之，雪萊的浪漫主義想以愛來醫治人的創傷，以想象力來開拓人的崇高，以詩來滋潤久旱的土地。他的這一些想法，我們不見得都能接受。但是，這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啟發性，則是必須肯定的。
三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一講到愛，就會同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掛上了鉤。在這個問題上，鄭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論述。我在下面抄一段她的話：
譬如當一部分人為了發財而瘋狂地破壞自然時，詩心使得一些人抗議濫殺野生動物，破壞原始森林，破壞臭氧層。愈來愈多的人走出以“人”為中心的狹隘、愚昧的宇宙觀，認識到自然並不是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護自然。盲目破壞自然環境，最終是要受到自然的懲罰。在工業的初期，人類興奮於一些科技的發明而以為人類萬能，自我膨脹……使人類在愚蠢的謀財過程大量傷害了自然，今天我們已看到人和自然間的文字的關係，人的存在因自然受傷也面臨危機。見《外國文學譯論》1993年第1期，第47～48頁。
這些意見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見完全一致。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意見的正確。中國和東方一些國家自古以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達的正是這種思想和感情。拯救全人類滅亡的金丹靈藥，雪萊提出來的是想象力、詩和愛，我們東方人提出來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歸，不必硬加軒輊。
四西方向東方學習
寫到這裡，已經接近西方必須向東方學習的問題了。
關於這個問題，鄭敏先生介紹了一些情況。她說，隨著西方社會走向後工業化時代，西方思潮中發展了一股向東方文化尋找清熱解毒的良藥的潛流。她舉出了一些例子，比如20世紀初的費諾羅薩（F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