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次數越來越頻繁，養豬的收益也越來越可觀。有了錢的劉希貴改行做起運輸，車隊慢慢壯大，他因此成了瀋陽乃至中國的第一批“萬元戶”、第一批百萬富翁，瀋陽人都叫他“劉百萬”。1988年，“劉百萬”公司升級為民營企業集團，時任瀋陽市工商局局長親自上門給他送匾。
在沒有對個體戶有大是大非的定論階段，當中央的政策還不是那麼旗幟鮮明時，個體戶會被深深打上“幸運”與“不幸”的烙印。幸運的個體戶，相關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瞞天過海，歡天喜地地做自己的小買賣了。不幸的“小商小販”，礙了不少不開明者的眼，被他們“開涮”也就不足為怪了。作為中國第一批民營企業，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開拓了中國多個第一，他本人則幾乎見證了中國民營企業成長的每一步。但在他記憶裡，一直念念不忘的是1980年第一次創業的尷尬。
1980年，劉永好在四川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教書。由於職業原因，他是中國較早能看到參考訊息的這一部分人，也是較早感受到改革開放資訊的人。“那段時間，提到改革開放，我只有一個信念，就是中國的經濟將有重大變化，感到了一種機遇正在靠近。”劉永好回憶道。
劉永好兄弟四人，老大劉永言學計算機，老二劉永行善於修理家用電器，老四也就是他自己學機械，生產電子產品不是件麻煩事情。於是兄弟三個動手製作了市面上還沒有的音響，取名叫“新意音響”。音響投產需要資金。劉永好想到找生產隊合作，“我們出技術和管理，他們出錢，工廠一人一半。”沒有想到生產隊都同意的事情竟在公社卡了殼。公社書記一句“集體企業怎麼能和私人合作？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讓劉永好的美夢胎死腹中。兩年後，他們幾兄弟的創業夢想才最終變為現實。
下層的人民在經濟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尋找著被指引的方向，上層的領導也在政策的前思後想中尋找著指引的方向。只是很多時候，他們之間的思考與踐行沒有在當時形成合力。中國的歷史往往是，理論的指導在後來釋放出的能量比當時更為巨大。
回過頭來，1980年的一些事對後來民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怎樣大的影響。4月2日，*同中央負責人談長期規劃問題時，指出：要改變一個觀念，就是認為建築業是賠錢的。應該看到，建築業是可以賺錢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後，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絡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感到買房合算。不同地區的房子，租金應該有所不同。將來房租提高了，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這些政策要聯絡起來考慮。這或許是國家領導人最早有關住房改革的建議。而二十多年後房地產不但沒有賠錢，且還成為中國最賺錢、最暴利的一個行業。
5月5日，關於“社會主義生產力首位論”的爭論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的談話中蓋棺定論。*說：“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在此之前，鼓吹生產力還是犯忌的。事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經濟學家熊映梧在內部刊物《經濟學動態》刊發文章，提出一個經過30年思考得出的結論：理論經濟學研究中當把研究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性放在首位。接著他相繼在《學習與探索》和《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強調研究生產力的必要性。然而，真正引起震動的卻是1980年，熊映梧的《經濟科學要把生產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文章說，“忽視生產力是當代*主義經濟學者的致命弱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丟掉了生產力這個根本的東西，光在生產關係上面做文章，使*主義經濟學走進了‘死衚衕’。”在“生產關係不斷革命”還沒徹底退熱的年代，熊映梧的觀點，無異是向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公開宣戰，立即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支持者認為“首位論”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時代的趨勢；反對者斥之為“違背了*列寧的教訓”。
1980：吶喊——中國個體戶元年（11）
1980年也是海南的機遇之年。6月底，中央召開了一個“海南島問題座談會”，明確了開發建設海南島的新方針：“主要靠發揮政策的威力，放寬政策，把經濟搞活。”雖然面對如此好的機遇，海南與之擦肩而過——1980年至1982年，海南全島實際利用外資不足200萬美元。但是，這對中央確立以開放促開發的建設海南島的新思路，直至建立經濟特區，做了鋪墊，引發了1988…1992年全國上下闖海南的熱潮。包括馮侖、易小迪、潘石屹在內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