飭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指崇禎親自直接提拔】，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稍】貸【寬恕】，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嶽【堯有四大諸侯，分別主管東南西北四方，史書稱為四嶽】不薦鯀乎，績用弗成【鯀沒把事情辦好】，未嘗並四嶽誅之也。
皇上又以執奏不移【指閣臣堅持己見】，疑其藐抗———漢文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張釋之乃漢文帝的首席###官，執法嚴明，多次拒絕皇帝的干預，反而敦請他以法律為準繩】。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9）
皇上以策勵【鞭策、激勵，嚴苛的婉轉說法】望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
皇上詳慎【詳，仔細；慎，自謹】望諸臣，於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
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齊【伯夷、叔齊，商代孤竹國兩個獨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隱士，這裡當是引申來指代比較個性化、有“自由主義毛病”計程車大夫】之侶，不皆韓範【指韓琦與范仲淹，宋仁宗時兩大直臣，曾共同防禦西夏，時稱“韓範”】，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
今諸臣怵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官員害怕處分，不敢違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負擔的旨意】，行【這樣下去】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民子，即寬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宮府【宮，宮廷；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系寇賦奸冗【冗，遊手好閒者，類乎今所謂“社會渣滓”】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安，安內；攘，攘外】者，未之有也。｛185｝
此疏對崇禎執政以來，君臣之間的問題做了很好的總結，著重批評崇禎“求治過急”，一味以嚴苛待臣工，殊乏寬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張，或依其本分履行職責。奏疏認為，崇禎對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過於嚴逼，這兩個方面將來會有大麻煩———幾年後，事實證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於求治”、“不以清吏詘能臣”、“寬一分在民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和“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這四句話，如果崇禎聽進去了並在行動上切實注意，他應該會受益匪淺。
不過，從根本上說，我們為崇禎“有君無臣論”費這番口舌，意義不大。明之亡國，絕不亡於崇禎年間。君賢臣奸也罷，君臣俱賢或都不怎麼樣也罷，那亡國之大勢早就不可逆轉，能夠有所不同的，無非遲速而已。
山窮水盡
暫將崇禎明瞀與否撇開不論，或姑且假設他是一個好皇帝，是明朝立國以來前所不見的有道明君，也一樣無補於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禎時代，處境確非山窮水盡、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國祚已竭之象，彰顯無遺。
以大要論，必敗之徵計有四者：一曰外有強敵，二曰內有大亂，三曰天災流行，四曰國無棟樑。
四大危機不獨齊而並至，而且相互糾纏、彼此生髮，緊密相扣、惡性迴圈，任何一種情形的惡化，都造成其他危機的加深加重，根本是無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宕機”了事。
遼東失陷以來，邊事日急，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益多，而加派隨之沉重，導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動疏》把這種滾雪球效應，講得比較清楚：“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指因為徵賦而頻繁使用暴力，即如下文所述】……守牧【地方官】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186｝崇禎自己也承認，登基七年以來，社會現實基本是“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187｝。
民不聊生，遂嘯聚山林。內亂既生，若在平時，徵調精銳之師專意對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邊境不靖，具一定戰鬥力的邊兵無法抽用，只能以內地戍兵進剿，這些兵卒不僅毫無戰鬥力，本身軍紀廢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轉過來囂擾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為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188｝以“平亂”始，以禍亂終，“亂”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漸趨燎原。
###雖起，從歷史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