唾其面，又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靖難之役”的結果，又一次把“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這句口號變成屁話。正義，誠然有戰勝邪惡的時候；然若加上“必將”二字，把它變成普遍適用的人間真理和規律，卻是不折不扣的屁話。朱允炆與朱棣這對叔侄，同為帝王家人，同是專制體制的代言人，本來不必以他們來區分什麼正邪。但僅就這兩個人之間比較而言，朱允炆絕對比朱棣多一些“正義”，朱棣絕對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惡”，這個事實一萬年也改變不了。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舉其特出者：一、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軍，單丁者放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軍，全家世代為兵，實際上是變相徒役；建文此舉，不僅僅是裁軍，更有解放生產力的積極意義）。二、賜明年全國田租減半，釋放所有充軍者及囚徒還歸鄉里。史家評為“不易得之仁政”｛16｝。三、取消朱元璋為報復江浙人民支援張士誠而制定的對兩地加倍徵收田賦，以及禁止隸籍兩地者在戶部任職的政策，使其田賦水平與全國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臺後，又恢復了洪武舊政）。四、寬刑律，改革洪武時期“重典治國”之弊，朱允炆認為大明律“較前代律往往加重”，“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強調今後國家的政策是“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善待各階層人民】，共享和平之福”｛17｝。時人記曰：“【新政實行後】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18｝五、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減州並縣，四年中撤州九個、撤縣三十九個、撤各種稅收機構（巡檢司、稅課局等）四百餘個，力度之大史所罕見，抑制或緩解了“民殘於多牧，祿糜於冗員”｛19｝的政治腐敗，足證明建文確有意於減輕人民負擔。
所以，朱允炆當政雖只四載，但歷來評價很好。正史稱他的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頌德焉”｛20｝。民間和知識分子更不吝讚美，如“四載寬政解嚴霜”｛21｝，“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幾等於‘三代’”，“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22｝。“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汙踐，更置階圮高潔地，直不取也。”｛23｝所謂“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即指建文年間，朱棣篡位後，革除了建文年號，將建文這四年併入洪武年號，故有此說。直到近代，史學工作者仍於調訪中發現，“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朱允炆】為鼻祖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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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8）
削藩這件事，從維護國家統一和權威角度來說，當然也是“正義”的。
然而，朱允炆“正義”來“正義”去，管什麼用？他不光讓“不正義”的朱棣戰勝了，而且是被輕而易舉地戰勝的，他絕無還手之力，根本不堪一擊。這原因實在很簡單：朱允炆空有“正義”，卻沒有富於戰鬥力的軍隊；空有“仁政”，卻沒有狠鷙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樣的正派儒臣，卻沒有姚廣孝那樣的陰謀家，以及以宦官為代表的為著私利而叛賣而投機的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小人。
對朱允炆削藩，歷史學家多以為不明智，就連我素仰的明史大家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詞。《明清史講義》這樣講：
削藩一事，古有明鑑。正學先生【即方孝孺，其書屋號曰“正學”，所以後人也稱他“方正學”。】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為鑑，避其覆轍！漢初強宗，與明初同，賈誼痛哭而談，未見用文帝，至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遂有吳、楚七國之變，以師武臣力，僅而克之，天下已被塗炭，且禍本未拔。至武帝時，用主父偃【一位大臣】推恩之策，諸王之國，不削自削。
孟先生雖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評其師方孝孺，間接批評了建文年間的削藩決策。意謂：古有前鑑，漢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後來武帝變換方法，不用武力，透過權術陰去藩王勢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實際上，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創諸藩，武帝時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我看本就可疑。況且，漢明之初的態勢，看似相類，細察卻很難等量齊觀。漢初諸藩勢力遠不能與明初相比，內中更無一人，危險強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遲早而已。遠在朱元璋在世時，他的種種跡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後不遺餘力銷燬、焚埋各種證據，我們仍可從倖存下來的稗史裡看到不少這類記述。如，朱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