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嚴厲批評：“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1月5日，毛澤東再次對劉少奇提出的主要矛盾的觀點作了批評：從七屆二中全會以來，一直是講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從杭州會議以來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什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樣，不僅僅對《十七條》停止執行，而且還要修改，就成為必然。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十七條》的基礎上，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到二十三條，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面的工作”、“建立貧農下中農協會”、“思想方法”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一條。共形成了二十三條。
毛澤東對此檔案作了修改，其中，對運動的性質問題再次在檔案中加寫了一段文字，嚴厲批評劉少奇的“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的觀點：這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不說是什麼社會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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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實質（11）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非常明顯，這也引起了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注意，對這種黨內高層領導人中出現的分歧憂心忡忡。
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曾經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
劉少奇接受了這些意見，會後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了自我批評。其後，又在自己家裡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作了記錄，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毛澤東似乎對劉少奇有所原諒。
在不久後舉行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毛澤東當著許多中央領導人的面說：我批評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
眾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好像已經圓滿地解決了。
但是，毛澤東接著就點燃了打倒劉少奇的導火索。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透過了全國工作會議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將《二十三條》下發全黨。
《二十三條》除批評了在運動性質問題上同毛澤東不一致的觀點（即劉少奇的觀點）外，同時也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來四清運動中的部分“左”的偏向，如“神秘化”、“大轟大嗡”、“繁瑣哲學”等，規定“不許用任何藉口，去反對社員群眾”。對形勢的估計，仍然是“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這種階級鬥爭勢必反映到黨內。”檔案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提出“走資派”有的在幕前，也有幕後的；支援“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也有上面的，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
《二十三條》的下發，儘管糾正了一些“四清”運動中的“左”的錯誤，但沒有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到1966年3月，全國有1／3的縣、社先後開展了這一運動。但隨之被“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浪潮所掩蓋、所中斷。
實際上，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訊號。
如果同劉少奇個人的命運聯絡起來，毛澤東此時對劉少奇已經不信任了。後來，毛澤東多次談到在《二十三條》問題上同劉少奇的分歧，也認為那是他“打倒”劉少奇的起點。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聯絡了“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把它作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
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常委分一線、二線，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