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幹是兩回事，我們允許黨員單幹，並不是我們鼓勵他們去單幹。
固然，劉少奇認為變工互助與富農黨員問題都提早了，是基於當時中國的農村形勢的判斷，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他對於“認為黨員便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的批評，的的確確是欠妥的。因為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員是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正如劉少奇所說的，允許黨員剝削與允許黨員單幹和僱人卻是兩回事，允許黨員剝削就在實際上承認了黨員的利己主義，這就在根本上背離了黨的性質和任務，說嚴重一些，是有使黨變質的危險和傾向的。
對這一問題，劉少奇後來也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劉少奇解釋說：當時主要是考慮華北、東北的土地改革剛剛完成，需要有一個短的時間來安定農民的生產情緒，而且當時實際上幾乎還沒有黨員做新富農的事情產生。因此，雖然1948年有些地方提出了富農黨員的問題，但是，劉少奇認為，“這個問題在當時並不是緊急的，是可以等一個時候來答覆的，因此，我主張暫時不答覆這個問題”。到1952年6月的時候，農村的情況大體上已經穩定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也有了新的初步的發展，所以中央就處理了這個問題，發出了指示，明確規定：“無條件地開除不願放棄富農剝削的黨員的黨籍。”
劉少奇的這一番話，是在高崗向其攻擊時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時說的。而東北富農問題是高崗攻擊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