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剽竊司馬遷？（1）
亞當·斯密剽竊司馬遷？——與L 。楊格、盛洪等先生商榷
一些學者發出驚人之論：亞當·斯密 “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剽竊了中國古代司馬遷的理論。然而，考證表明，“看不見的手”不大可能是亞當·斯密剽竊司馬遷的，二人的思想並不雷同。剽竊之說，從何說起？
出生於愛爾蘭、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經濟學者L。楊格在題為《市場之道：司馬遷與看不見的手》（載《太平洋評論》，1996年第1卷第2期）的文章中，提出驚人之論：亞當·斯密的“看不
見的手”（invisible hand）是剽竊了中國古代司馬遷的理論。
在楊格看來，司馬遷早在亞當·斯密之前就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了市場機制概念和“看不見的手”的等價隱喻：“若水之趨下”。司馬遷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是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力、物力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運用，人們的慾望都得到最好的滿足，商品價格偏低時，就會導致需求增加，從而最終導致價格上漲；商品價格偏高時，需求減少，從而最終導致價格下跌。這樣價格就可自發地對生產、供求和流通起著調節作用，就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日夜都不會停止。不用召喚，財物就會順時而至；不用強求，人們就會把它生產出來。這是“道之所符”（符合規律）和“自然之驗”，不用什麼“政教發徵期會”（政令、徵召、限期）就能自然而然實現的最好的結果。司馬遷所說的“若水之趨下”的隱喻，非常像亞當·斯密所形容的“invisible hand”的市場規律。不僅如此，楊格還推測，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來源於兩位中國人。1766年，亞當·斯密到巴黎訪問了著名的重農主義學派創始人杜爾閣。在這一訪問期間，正值杜爾閣接待兩位來自中國的學者，即高麗殊與楊德旺。楊格推測亞當·斯密直接從這兩位中國學者或者經杜爾閣那裡瞭解了司馬遷的思想，從而受到啟發，因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訪問10年後才出版的。
其實，在L。楊格之前，中外學術界已經發表過類似觀點。如中國的經濟學家盛洪在《現代經濟學的中國淵源》（載《讀書》，1994年第12期）、談敏在《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中，均提到魁奈、斯密等受過中國先秦哲學的影響。中國臺灣的學者侯家駒在《先秦儒家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中也提到：魁奈的學生到過中國，帶回去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對魁奈的學說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中提到魁奈號稱“西方孔子”，還提到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魁奈在書中對中國實行自然法的崇尚；日本經濟學家桑田幸三也提出亞當·斯密的觀點與司馬遷觀點相近的看法。
讀到這樣的觀點，我不禁聯想到若干年前關於《易經》的一些爭論。一些學者說，萊布尼茲的二進位制是因為看了中國的《易經》而發明的；一些人說，太陽系第八顆行星是中國學者劉子華根據《易經》的思想推算出來的，並精確計算出了執行軌道，等等。然而，這些說法後來都被科學界證偽了。說亞當·斯密剽竊司馬遷，此觀點是否像前述的兩件事那樣？我們需要考證。
總計起來，“看不見的手”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談到早期宗教思想時，他幽默地寫道：希臘神話中朱庇特“這隻看不見的手”。第二次是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第二章《論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中，他寫道：“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第三次是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寫到：“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併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
“看不見的手”以及由其導致的秩序這種基本思想，不是亞當·斯密的首創。實際上，在17世紀配第和洛克的著作中，“看不見的手”這種思想已經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