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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建黨初期，國共第一次合作，中國共產黨採取的組織形式主要是黨小組形式，在舉行每次的共產黨代表大會時，都是由各地的黨小組派出代表參加，具體的表決程式主要就是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這是一種形同於家庭式表決的組織形式，是民主表決制的最先起源。這種表決沒有現代大型國家和政府組織選舉制度的繁瑣，其表決形式也相對簡單，能夠快速地形成表決意見和決議。
秋收起義時，毛澤東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工農政權的思想。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後，就建立了湘贛邊界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政府。中共六大提出“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此後，人們把這種代表工農兵利益的新政權都叫做蘇維埃政權。這種政權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的反帝反封建的工農民主專政。
1935年中共瓦窯堡會議為適應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決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1936年8月，又提出“民主共和國”的主張。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共宣佈取消蘇維埃共和國的稱號，把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從而使過去革命根據地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變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
自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主根據地改為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實行“三三制”的聯合政府。
抗戰後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黨各派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最高行政機關為國務院（1954年前為政務院），地方政府為各級人民政府，從而最終建立了完善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組織結構體系。
中國共產黨不同階段的組織結構體系和政權組織形式，其實正對應著現代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
按照企業生命週期理論，企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初創期、發展期、成熟期等幾個階段，每個發展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也都是不同的。
對於不同發展階段應該用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許多的企業並沒有做過專門的分析和研究。他們或是借鑑行業內的通行做法，或是在確立一種組織結構或管理模式後，就長期貫徹下去，極少考慮過要有所改變。
第三章 思想建設鑄造組織之魂（19）
殊不知，一種組織結構或管理模式在當前的企業發展階段也許很合適，但是當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後，當下合適的組織結構或管理模式恰恰有可能成為企業下一階段發展的桎梏。同樣的環境下，採取相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有的企業能夠成功，而有的企業卻歸於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能探討企業自身的成長過程。
張瑞敏就說過一句話，叫做“我們從不回頭欣賞自己的腳印”。我們可不可以這樣來詮釋這句話呢？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其戰略重點和任務，如果不知變通，老沉迷於過去的經驗和成就，實際上就等於是原地踏步，也就失去了繼續進步的根基。面對變化了的市場，以及企業不同發展階段中出現的新情況，如果不對管理模式和運營方式加以變革，無論其過去如何輝煌，企業也有可能被無情的淘汰。
這種淘汰還往往不是源自於外部，恰恰是其自身。所以說，不關注企業發展不同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不知變通，就有可能自取滅亡。
中國缺少做大和做強的企業，要謀求百年基業，要向世界500強衝擊，中國的企業就必須要研究自身的成長階段，只有把握企業在成長各階段的發展規律，才能更好地運用管理學的各項理論工具，避免照抄照搬，這樣的企業也才能避免病急亂投醫，就如學習最新潮的管理方法一樣，如果引進不當，就像病急亂投醫，加快企業組織肌體的敗亡，使企業組織陷於不利境地。
共產黨的組織結構的不斷改善和創新，也啟示我們：
當企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時，應當研究不同成長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只有建立起動態適用性組織，並注意研究適用性組織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特點，才能更好地做大做強企業。
5。 組織程式不能忽視
共產黨組織結構的特點是“統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