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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事件回眸（1）
挑戰，即便犧牲也是壯烈 現在回想起1993年中國文稿競價這件事，可以說當時在國內外的影響非常大。全世界的媒體都在關注這件事，有些西方媒體甚至將發生在中國的文稿競價與西方早年的性解放及美國的西部開發相提並論，更有某國郵商提出要為文稿競價發行一套紀念郵票。可以說，這個策劃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深遠的。文稿競價既是我策劃生涯的起點，也是我策劃生涯的高點。 這些年，許多人經常問我同一個問題：“你怎麼會想到做文稿競價這件事？”我說，也許是思維方式不同的結果吧。在一次論壇上，我指著黑板上畫著的一輛馬車，問在場的人：“大家說說，這輛馬車哪部分最有價值？”聽眾們七嘴八舌，有的說是軲轆，有的說是軸，有的說是馬車的轅，有的又說是馬車的韁繩，各抒己見。最後我說，大家的說法都有道理，哪個部分都缺不了，但我問的是——馬車上哪部分最有價值，你們都能回答這個問題。你們回答的是“很重要”，但不是“最有價值”。最有價值的是什麼？其實就是這輛車上用於裝東西的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發現的空間。後來人們根據這個原理，在時間和空間上大做文章，於是又發明了汽車，同樣為了裝東西，但汽車跑得比馬車快，用時間換取空間。汽車是在陸上跑的，還有在海上跑的，所以又發明了船。原理都是一樣。後來還發明瞭飛機，在確保載物空間的基礎上，時間和速度更快了。 這個故事說明一個問題，搞策劃的，就是要善於發現常人沒有發現的那部分東西。我常說，對策劃人來講，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正是這種思維方式，讓我發現了一個潛伏多年、正待啟動的文化市場。 “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我找到了阿基米德式的支點。在當時，整個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的精英們，面對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已經無法守住自己的陣地，於是紛紛下海。那時我就呼籲，經濟的發展，必須也只能由文化作底蘊，否則，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都將成為泡沫！ 我思考著，雖然文化貧窮，文人貧窮，文藝貧窮，但我們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能找到讓文化發展繁榮的客觀規律。那時，我就想要為文人造一個海。這個海是符合文化市場規律的海。策劃的核心就是文人自救！時代呼籲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後來我才發現，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1994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知識經濟”的概念，而1993年的文稿競價活動所倡導和發現的就是知識經濟。 當時整個中國文壇可以說佈滿了乾柴，就差點把火了。文人期待改變現狀，但又苦於不知該如何是好。利用我國知識界、文化界的這種心理期待，我毅然決然點燃了這堆乾柴。 文稿競價可以說是我有意識選擇並策劃的一種過激方式，目的就是試圖引起全社會對中國文人、文壇現狀和命運的高度關注。當我將文稿競價活動的策劃方案寫完時，我的直覺告訴我，文稿競價一定能成。我甚至自信地為我的策劃方案作了四句定語：你不該拒絕，你不會拒絕，你不能拒絕，你無法拒絕！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策劃目的早已達到了。從那以後，知識升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人升值了。大家靠寫書、寫劇本、寫專著、搞文化、搞科研都可以賺錢了，而且是賺大錢。從那時到今天，已經是整整9個年頭了。 文稿競價策劃最難的應該是專案的審批立項。由下而上層層報批，越級批准的可能性幾乎沒有。我採取的是一種變通的方式，即：政府支援、民間運作，政策加關係，搞掂！我準備好策劃方案後，與原《家庭》雜誌的總編李駿一道上北京遊說。我們先到冰心家裡拜訪，請她支援，冰心先生欣然同意擔任活動的總顧問。接著我們又去拜訪王蒙，王蒙先生也表示了堅決支援。而後我們有分別拜訪了###新聞出版局局長劉國雄、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王強華、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張契，以及中國文壇的許多巨匠。這一趟下來，我們拿到了一張在中國文化界、知識界、新聞界和出版界的綠色通行證。這是策劃的關鍵，為這樣一件行將在中國文壇引起極大震動的事，取得了合法的手續。深圳這邊也是一路綠燈，團市委、市新聞出版局、市委宣傳部和市委主要領導都作了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