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階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發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乾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鑑。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糧食，可他們誰也沒有這麼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生活。而媽媽那麼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7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麼都幹，消耗這麼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慾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今天這麼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3個月，媽媽經常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集團向###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髮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可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還是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
1967年重慶武鬥激烈時，我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還在火車上捱過上海造反隊的打，我說我補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車。也捱過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裡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我回來了，來不及心疼，讓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我的前途。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皮鞋給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臨走，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揹負著這種重託，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3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役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沒念及爸爸那時是做苦工的，泥裡水裡，冰冷潮溼，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經濟狀況，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中央文革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文控制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於15元。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介紹弟妹們到河裡挖砂子，修鐵路抬土方……弟妹們在我結婚時，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這都是他們在冰冷的河水中篩砂，修鐵路時冒著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險……掙來的。那時的生活艱苦還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嚴重得多，由於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那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學讀了3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他們後來適應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學來的。從現在的回顧來看，物質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後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寶貴財富。
心靈之約篇：任正非（4）
“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我始終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