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發現，西方社會的企業家行為，從企業家精神的角度，是對機會高度敏感，對稀缺資源的配置做出判斷性決策（卡森），勇於創新（熊彼特）和“承擔風險與不確定性”（奈特）；從企業家作為“創辦與經營企業的專門家”的角度，是充分利用管理和技術，充分發揮管理的才能；從商業價值的角度，是促進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價值倫理的角度，企業家行為完全符合“天職”的要求，本身即是世俗活動與神性價值的統一。企業家的上述作用決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而地位的另一面則是他必須努力承擔責任。
三
在中國，上述的邏輯則是相對缺失的。在歷史上，商業力量和商人、企業家的地位一直得不到充分的認可（只是“末業”、“末民”），即使今天滾滾紅塵中對企業家的一些追捧，也主要是和財富數字相連。我們似乎並不真正關心企業家對社會的深刻價值。
缺乏對商業力量的尊重，導致了許多嚴重的後果。例如，為什麼發明了四大發明的中國卻無法誕生近代自然科學（“李約瑟之謎”）？為什麼在康乾時代依然是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按照安古斯·麥迪森的測算，在1700—1820年間，中國的GDP在世界GDP中所佔比重從％提高到％），其後卻一蹶不振，迅速沒落？深入的研究都證明，無論是中國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貧瘠，還是在經濟實力上的沒落，都與中國社會商業力量之不能獨立發展和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階層的欠發育，有著必然的聯絡。
對於“李約瑟之謎”，李約瑟本人指出，近世科學之不能產生於中國，乃是由於“地理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4種阻力”。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秦朝以來，官僚士大夫專政階段停留甚長，社會生產少有進展，造成商人階級的沒落。使中產階級人民無由抬頭，初期資本主義無由發展。而近世科學則與資本主義同將產生”。
竺可楨先生在《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論文中則分析道，一般人以為近世科學起源於伽利略、牛頓幾個偉大傑出人才，實是大誤。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歐工商業大為活躍。海洋中船隻之駕駛，需要專門工程知識；貿易繁盛，金市不足應付，冶礦迅速發展，而開礦時又發生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在15世紀末，歐洲已有16種機器用於礦中去水。航行發達，望遠鏡與羅盤針之製造日趨於精密。經緯之測定，又要天文知識。到1660年左右，英國有一班學者，專門為了好奇心所驅使，來###討論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蟲魚。這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的起頭。英國皇家學會之所以成立於17世紀中葉，亦非偶然之事。因當時富商巨賈之特興，造成了一個有閒階級，時常往來旅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孜孜為利，而是為求知心所驅使。這實在是近世科學之開端。
而在中國歷史上，“是否有一個時代可以獎勵工商業的發達，初期資本主義的興起，使中產階級能起而與專制封建勢力相抗衡，如同16、 17世紀歐洲新興勢力之與封建宗教相奮鬥呢？”竺可楨認為，只有在戰國到西漢中葉一個時期有此可能性，這個時期亦是中國思想史、科學史上最燦爛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商業尚未發達，當時帝王並不感覺到商人奪取政權的威脅，所以《左傳》有“務材順農，通商惠工”之說；《國語》有“輕關易道，通商寬農”之語，農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後，重農抑商、農本商末之論勃興，漢初工商業長足之進步後，賈誼、董仲舒主張嚴厲裁抑商人，漢武帝更厲行多種抑商政策，例如將當時最大的私人企業，鹽和鐵收歸國營。由於將經商看作“民捨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業發展就成為歷代帝王的基本思想。“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能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以發展。”這就是竺可楨最後的結論。
至於為什麼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會迅速衰落的問題，馬克斯·韋伯曾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認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種特殊宗教作為鼓舞力量”，而以顧準為代表的中國知識界比較普遍的看法則是中國古代典型的集權主義、專制主義傳統阻滯了近代化的過程，在大一統的王權政治框架下，產生不了基於西方城邦民主、民間自治、個性獨立之上的經濟形態。
秦朔：企業家認同，尋找新座標（3）
從費正清到楊小凱、袁偉時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大型工商業。技術發明、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