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我們在學習西洋科學的同時，也意欲效仿西洋實施海外擴張，甚至早在三十年前，福澤諭吉便鼓吹進攻中國。原本相比於中國人，日本人就太過於狂妄自大，而漢學的道德倫理使我們保持警醒，當我們拋棄漢學時，拋棄的還有那一絲警醒，而這才是毀滅日本的根本，正是那份狂妄毀滅了日本！”
帝國的滅亡總會給人以沉痛的教訓，對於加藤弘之和許多日本人來說，他們則從國家的災難中去反思福澤諭吉的思想，同樣也在反思日本的開化維新。
“而相比之下，身處東亞大變革時代的清國，最為幸運之處，就是擁有如李鴻章這樣偉大的人物，李鴻章選擇了一條與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幾乎以一人之力，引領北洋集團，拉開了中國工業化的大幕。他不計譭譽，辦交涉、修鐵路、建工廠、組海軍，最終的目的卻是希望在保持社會秩序的前提下，應對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我們在清國看到了清國的保守，看到了他們的不思進取，可實際上，他們的這種不思進取，卻最大限度的減少了變革對社會的衝擊，從而令社會穩定的進入變革時代。”
在加藤弘之的言語中，充滿了對李鴻章的崇拜之色。但誰又能知道，多年前，當伊藤博文與天津回國後稱李鴻章是“知大勢。識大體，治理內政的能人”時，他還曾嘲笑過伊藤，但現在日本命運的急劇變化，使得他明白了李鴻章的偉大。
甚至過去幾十年間的“不思進取”，在加藤看來也是正確的，而現在發生在天津等地的變化。恰恰是李鴻章的偉大之處——變革並未給民眾帶來衝擊，因為他們已經慢慢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