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巴格達廣播電臺傳遍伊拉克。同時，一個“特別法庭”立即成立，由伊沙特·阿里·迪非負責審判“陰謀者”。7月7日，“特別法庭”宣佈判處納西姆·卡扎茲和其他21人死刑，並立即執行。7月8日，“特別法庭”又宣佈處決14人，其中包括復興黨軍事局局長邁哈穆德·法第爾，還有薩馬拉伊，因為米歇爾·阿弗拉克的干預，他被改判為終身監禁，但他最終還是在1979年的大清洗中被處死。
儘管此次政變並未成功，但是貝克爾—薩達姆集團還是立即依據“憲法”採取了一些措施，重新做了行政安排，以維護和鞏固自己的地位。貝克爾親自兼任了國防部長一職，情報部門則交由薩達姆的弟弟沙克爾·塔克裡第和巴爾贊·塔克裡第進行整頓。他們還修改了臨時憲法，重新加強了總統的權力。新的臨時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總統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並同時是政府首腦，他可以直接或透過部長會議行使權力。第五十八條則賦予了總統更為廣泛的權力：總統有權維護“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監督憲法、法律、決議、司法裁決和發展規劃在伊拉克各地的實施”，還可以任命和撤銷部長、法官、政府公務員和軍隊將領，領導和控制國家各部和其它機構的工作。貝克爾的權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薩達姆·侯賽因理所當然的繼任者
這樣，從1968年政變上臺開始，貝克爾—薩達姆聯盟用了五年多的時間剷除異己力量，一步步地把政權、軍權、經濟權和對國家的控制權全盤接收。復興黨勢力由此深入到伊拉克國內生活的各個角落，復興黨也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名副其實的執政黨。
時間到了1979年，執政十年後的貝克爾已經心力交瘁。他患了嚴重的糖尿病和心臟病。健康的原因使他幾乎不能出國旅行或進行國事訪問，即使在伊拉克境內他也難得出門。儘管他曾專程前往法國治療糖尿病，但收效甚微。所有這一切，使得貝克爾變得憂鬱、羸弱。
然而，由於薩達姆·侯賽因在貝克爾總統的身旁，國家和黨的事業並沒有因為總統的健康原因而蒙受損失。不過總統感到，每天用五個小時——有時還要少些——處理公務，這是不夠的。他把大量工作壓到了他的同志和副手薩達姆·侯賽因肩上。薩達姆常常破曉時分就到辦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雖然這使貝克爾感到欣慰和驕傲，但這也使他感到很痛苦。因為他是一位軍人，而軍人是不喜歡其他人代替自己履行職責的。貝克爾的病情並不那麼嚴重，但他從伊拉克人的眼睛裡似乎看到人們在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他的健康狀況多麼糟糕呀，為什麼他不退下來好好休息呢？他是否想效法佛朗哥，選擇了自己的繼承人，但又一直在位掌權，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或者他想學習勃列日涅夫，健康每惡化一次，就把權握得更緊一分？這使他感到難以忍受。貝克爾在電視上看到的兩個鏡頭一直清晰地留在他的腦海裡。一個鏡頭是勃列日涅夫在蘇美最高階會議上——勃列日涅夫聽別人講話都很吃力，站著吃力，坐著吃力，從飛機舷梯上走下來也很吃力。官場應酬減少到最低限度，以免使他的本來就很糟糕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更令人悲哀的是勃列日涅夫與吉米·卡特總統簽署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的情況。使貝克爾觸景生情的另一個鏡頭是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在聯合國昏了過去，但他事後仍接著當他的外交部長，而不願讓賢，儘管適合擔任這一職務的人很多。
這兩件事情發生之後不出幾個月，貝克爾總統就下定決心辭職休息。需要在這裡指出的是，貝克爾的引退不是因為政府結構限制了他的行動，也不是因為黨內的權力鬥爭使他成為一個傀儡。由於他的歷史功績，他是一位在實權位置上掌握著實權的人物，因此他的行動沒有受到限制。他參與了使復興黨掌權的鬥爭，而不是復興黨使他掌權。
此外可能貝克爾感到，除上述個人因素外，國內、阿拉伯世界和國際形勢都需要一位年輕有為、生氣勃勃的領導人，他能夠率領人民前進，而不僅僅是治理。貝克爾如果不是深信他的繼承人已完全有能力接班，並且多年來一直在發揮著領導作用，他是決不會引退的。不論他的健康狀況如何糟糕。
貝克爾總統的引退和薩達姆·侯賽因的繼任是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這次的權力移交方式是第三世界中絕無僅有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倆在年齡上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格上容易相互融洽，另一方面，他倆在閱歷上也存在著差異，薩達姆·侯賽因對貝克爾常常表現出的是尊重的態度；更為關鍵的是，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