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農場，但由於缺乏經驗，一般都採取了供給制方式，給投資、給機械、給人員和物資，甚至還講排場，但很少引入經濟核算的觀念，再加經營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總結。”
王觀瀾還說，“我過去長期調查和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現在有機會來親自考察蘇聯的農業生產發展模式、組織結構等，對我來說，無疑是一次有益的、饒有興趣的對比研究機會，可以為中國農業的發展尋找可借鑑之路。我怎能輕易放過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氣，攔也是攔不住的，於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
在農莊考察時，王觀瀾看得很仔細，並有意識地和農場的管理人員、工人交談探討。
但王觀瀾對蘇聯農莊的一套經營方法，並不主張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王觀瀾認為，“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程度很高，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人口稀少，土地廣袤，比較容易進行大面積的耕作。而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多樣，主要的農業產區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難快速向集體農莊邁進。蘇聯農業實行的集體農莊方式，是根據他們自己國家的自然條件、人口數量等實際情況而定的，中國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觀瀾夫婦從收音機裡聽到，毛澤東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們的心情異常激動，渴望能馬上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之中。
就在新中國成立的一個月後，早在蘇聯呆不住的王觀瀾夫婦，經黨中央同意，迅速啟程，回到了祖國。
他為臨海的農民算了一筆賬
11、“老農”幹部和上訪農民談心，他為臨海的農民算了一筆賬
回國後，王觀瀾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後來，中央安排他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會同年邁的民主人士、農業部部長李書城開展工作。他熱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關於農業工作的報告》，後來又參與起草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農業部分。
由於在蘇聯治療時並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過度勞累，讓王觀瀾的舊病又復發了。這次，中央安排他住進了北京醫院，在醫生的建議下，決定為他動大手術，徹底根治。當時，周總理每天都要看醫院送去的病情報告，手術後，有一次，醫院把體溫數字寫錯了，總理發現不明情況，馬上打電話詢問，總理的如此細緻關心，讓王觀瀾和家人非常感動。
後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王觀瀾曾動情地說：“我的身體之所以還能起來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謝毛主席，感謝少奇、恩來、陳雲、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許多負責同志的關心幫助，感謝中央保健局長傅連暲和其直接領導的醫務界的積極負責的設法治療，使我最後一次動了大手術，徹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稱自己是一個“棺材漏”，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54年秋天，王觀瀾完全康復後，中央任命他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他積極支援鄧子恢副總理穩妥地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但1955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和《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對鄧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評。說他們“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這樣一來，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農業合作化的規劃，在三年內就完成了。由於急躁冒進，違反了客觀規律，脫離農村實際，使得農村出現了不少問題，來北京上訪的農民群眾一撥接一撥，
王觀瀾身為領導農業工作的黨的高階幹部，對於農村出現的種種現象和問題極為關注，他不擺什麼官架子，身穿一套舊棉衣棉褲，親自來到上訪的農民當中，瞭解他們的真實困難和意願。上訪的群眾很樂意和這位老農式的幹部談心，但他們沒想到，這位“老農”，正是他們要找的中央農業部門的高官。
帶著農民遇到的實際難題，1956年４月，王觀瀾親自率一個工作組，南下浙江臨海等縣農村搞調查研究。他為臨海的農民算了一筆賬，發現他們頭年的人均糧食為428斤，比上一年的452斤有所減少，副業和土特產品生產的收入也呈下降趨勢。
回京後，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如實反映情況，他在報告中說，“看了農村和農民的實際情況，深感實際生活要比書本上覆雜得多，豐富得多。”他建議：“我們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尤其是領導財經工作、領導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時間，到農村去看看。”
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