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 相當於現在的九大軍區一樣的，駐紮了大量的軍隊。而且根據研究，軍隊的人數非常多，一度達到了120萬人。120萬人相當於說，要有120萬人的生活的消費和軍事的消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的市場一定要來自於商品的供應。什麼人來供應呢？商人來供應。哪裡的商人來供應呢？山西商人來供應。 【採訪】高春平 山西社科院 研究員 洪武三年，山西的一個行省參政，有個叫楊憲的，給朱元璋上了一個奏摺，提出個建議。利用政府控制食鹽，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上。政府給他一部分鹽引，鹽引說得白一點兒，通俗一點兒，就和咱們的專利憑證，就像糧票布票一樣。商人拿上鹽引了，只要給邊關運了多少石糧食，一般情況是200石糧食，政府就給你一張引票。你拿這張引票，就可以去兩淮、河東鹽池換鹽去，換鹽以後你再去賣鹽。這樣中間的差額利潤，商業講究差額利潤，就很大。這個政策有三個好處，一個是利於國家，第二便於商人，惠商，第三是利於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這是個一舉三得的事情。所以當這個建議上去了以後，朱元璋很感興趣，下令推行全國。  
海 內 最 富（五）
【解說】 “開中制”雖然為晉商興起提供了機遇。但有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山西商人”無法改變的，那就是這項制度是透過向前線輸納糧食的方式，來換取賣鹽的特權。沒有糧食就拿不到鹽業的經營權力，而當時晉商手中顯然缺乏大量屯集糧食的條件，因為糧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農業產品。那麼晉商如何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呢？ 明代晉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張允齡。他早年喪父，生活的艱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歲時，就踏上商旅生涯。後來他的兒子、內閣大學士張四維，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父輩早年的艱苦經歷：“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夥，田不能一援，緣而取給於商，計春挾輕資牽車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這段文字雖然很短，但它不僅談到了晉商最初的經商動機，而且還向我們透露出晉商在當時是怎麼做生意的。“挾輕資牽車走四方”，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當時晉商的事業是如何開始的。山西沒有多餘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於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餘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這是晉商邁向成功的第一步，這一步邁得並不容易。推著木軲轆小車，載著沉重的糧食和鹽，在崇山峻嶺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艱難，還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鄉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從始至終山西人都走得那麼不可動搖，這一走竟然持續了四百年的時間。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歲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亂，收復臺灣之後，又將鋒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亂的貴族噶爾丹。這樣的戰爭，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因為在此之前的歷代統治者，都必須對草原上的遊牧部落對中原內地的掠奪和侵擾做出反應。而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對遊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選擇了山西作為進兵的起點。 山西北部與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權的統治中心，不論是大唐的都城長安，還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處於這樣的地理位置，難怪無論是遊牧部落，還是中原政權，都把山西作為互相軍事攻擊時最直接的通道。時空轉換，戰爭時的兵家必爭之地，到了和平時期就非常有可能成為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經過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的屢次征戰，西北地區終於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統治之下，這種國家大局的穩定，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積極條件。同時一個面積廣闊的市場，向晉商敞開了大門。 【採訪】方行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研究員 他們深入新疆蒙古地區，把當地農牧民所需要的商品，從內地運進去，把當地的農牧民所需要銷售的商品，從當地把它運出來，並且把內地的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以至醫藥，都帶到了西北地區。 【採訪】龍登高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 那麼我們知道晉商，它的形成是有特殊的條件，這個我想山西的學者已經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們透過像食鹽這樣的一些專門物資，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壟斷經營等等，來獲得他們在明清迅速成長的契機。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