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這份祖傳下來的家產。說心裡話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證書》在許老闆手裡，真正要算伙食錢又拿不出，只好硬著頭皮等下去。同時，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時，又聽到李老頭說：三下南唐時，金陵被圍困一年多也未被打進城來；現在的城牆這麼高，鬼子的眼睛又見不得太陽，肯定不要緊，怕什麼呢？我也信以為真了。
此刻，戰場上的形勢對中國很不利。11月4日，日軍在上海東南方向的杭州灣登陸，企圖包圍我上海守軍。中央軍隨即被迫從上海總退卻。日軍緊追不捨，直向南京方向追擊過來。南京城裡的難民和傷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許老太太看到他們流浪在街頭巷尾悽悽慘慘，挨凍受餓；又聽他們說：日本鬼子殘忍歹毒，沿途燒殺姦淫搶掠，無所不為。她心裡又為在江北的女兒女婿一家擔憂。12月6日上午，經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實情況告訴她女兒女婿；又囑咐我：萬一我不能及時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從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飯後，我便到花牌樓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約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於1919年8月，是雙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節之夜離家， 到南京當女傭；次年正月返回家探親，回南京時她告訴我：她在科巷××號。當時我不識字，又忘記了門牌號碼。到許記學徒後我曾抽空去找過她幾次，均因忘記了門牌號數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機大轟炸後，許老闆已帶妻兒去了江北，因擔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門挨戶詢問。有一個老太婆告訴我：她在公共廁所倒馬桶時，雙方交談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東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撈針一樣挨門詢問，終未查到一絲線索。傍晚很喪氣地返回許記。當夜，我做了長夢：我二姐林秀英反反覆覆活靈活顯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飯後，我經和平門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磯。在經過磚瓦廠邊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遠有一個打大辮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辮根子處緊扎著一圈又一圈的紅頭繩，頭腦中出現我二姐細嫩微紅的臉蛋。想到這裡忍耐不住，當即加快步伐追趕，上前一把抓住她挎著小包袱的右胳膀，歡天喜地的說：“二姐姐，你把我急壞，今天終於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過小包袱，右胳膀一揮掙脫我的一隻手，轉過臉來氣憤地問道：“誰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臉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劉海下的汗珠子時，我又看到她腦門上像皺紋荷葉一樣難看，使我連連吃驚。她又教訓我說：“小伢子，這麼莽撞？若是別人，非甩你兩個耳光不可”。我連連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樣站在那裡灰心喪氣，眼睜睜地看著她向燕子磯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緊隨其後 ，在燕子磯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餘里，當天下午回到家裡。媽媽見到我很高興，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來。我又及時的找到許老闆，把許老太太的囑咐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許老闆向我問了一些其他情況，當場並未說什麼。誰知僅僅只隔三天，許老闆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僅有兩天時間就返回來了。我媽堅持不肯放我走，但給我當保人的伯母卻幫許老闆說話，結果我於12月11日又跟隨許老闆回到淮海中路128號。此時，南京城裡已經隱隱約約聽到城外的炮聲了。許老闆的心情很緊張，和他岳母簡單地交談後，當即領著我趕到長樂街沈老太太的家裡。他們在房裡進行了密談，取出一隻約30斤的皮箱，我餓著肚子扛著皮箱，快步跟隨許老闆回到許記家裡吃晚飯。當晚，從許老闆和他岳母的談話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談妥：萬一世道再緊 ，外面穿起舊衣服，帶上錢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難民區避難；有可能的話就返回來看看家；世道一穩定就迅速返回家裡，同時寫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裡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許老闆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裡已經停電停火。許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唸叨著家裡還堆多少麵粉、白糖、湯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麵包、餅乾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塗。許老闆也不忍心，只好對他岳母又進行細緻的安慰。
南京的東邊和南邊都已炮聲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們天不亮就吃飽油炒飯。許老闆提起他家一隻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擔的一頭穿進皮箱的提環，拗起背在肩上跟隨許老闆趕路。街上許多市民打早湧出，背被子的，提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