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
為更嚴重的事情纏身時再說。當這一時刻來到時，蘇維埃就像用紙牌搭成的
房子一樣坍塌了（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①
蘇維埃的誕生、生存和覆滅於是說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圍的權力（或
軍事力量）的人之間的關係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說，共產黨的農
民運動能夠紮下根來並存在下去，不是由於有權勢的人之間的對抗（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年在廣東，除李濟琛和張發奎之間的鬥爭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對抗），
就是由於他們之間所採用的複雜的策略（如 １９２４ 年以前，鼓勵陳炯明長期
容忍海豐農會活動的策略）。還有一種補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區或省一
級掌握較大權力的人斷定威脅已過於嚴重而無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於
他們的對手，②那麼力量如此懸殊的事實事先就決定了革命者的命運。
在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官方解散海豐農會至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建立蘇維埃之間的這段
時期，彭湃在廣東省其他地方的活動不僅證實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最初
的“農民”事業的不穩定性，以及地區或地方政治形勢的決定作用，它們還
說明了所謂的“依賴性政治”是怎麼回事，它就是許多“農民”事業所固有
② 韋慕庭：《戰敗的廢墟》，《中國季刊》，第 18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20 頁。
① 加爾維亞蒂： 《彭湃（1896—1929 年）》，第 697、701、703—704、744—745、 902、905—906 頁。
與海陸豐蘇維埃維持幾個月相比，廣州公社只維持幾夭 （1927 年 12 月 11—13 日），廣州公社的短暫特
徵提供了一個相反的證明。在 廣州，當局不能容忍這種挑戰。
② 1924 年 3 月，陳炯明終於下令解散海陸豐農會，這顯然是在當地名流使他確 信農會與廣州他的敵手（共
產黨和國民黨）密切合作之後（加爾維亞蒂：《彭 湃（1896—1929 年）》，第 539—540 頁；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 77 頁）。
的缺乏自主性，這些事業只是由於省當局的庇護，才得以一再免於失敗。如
１９２４ 年廣寧（位於該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為同盟者甚或是保護者出現的
正是世俗的當局。這次出來說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廣州掌權的國民黨
的農民部書記。正是他說服了省長把敵視農民運動的廣寧縣長撤職，這甚至
發生在後一任省長之前，更為合作的後一任省長廖仲愷派去一支突擊隊，幫
助廣寧的革命新手們的農民事業。①
對外部支援的依賴性自然使農民運動極為脆弱；在廣東的革命軍啟程北
伐後，廣寧的農民運動並沒有維持多久。
８．非農民的領導層。廣寧農民運動的倡導者是一些在廣州接受過中等教
育的當地人；②簡言之，是“留學生”彭湃——他屬於海豐鉅富家族之一——
的樸實的複製品。這些從該省東部到西部發動和組織廣東農民運動（這一官
方標記在大多數情況下掩蓋了共產黨的控制）的人，無論其智慧、地位和社
會等級如何，都共有社會精英的身份，這就把他們與農民分開了。這固然會
使他們與農民的初次接觸較為微妙，卻大大地方便了他們滲透到當地政界中
去。
勿庸置疑，海豐的地主們本會立即鎮壓一次純粹的農民運動，但是他們
在回擊農會在彭湃的指導下越來越放肆的積極活動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長一
段時間，無疑，這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