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同事所擁有的方便，後者可利用大批 翔實的叛徒文獻。
③ 李昂：《紅色舞臺》，第 189、192 頁。李昂甚至自稱是中共一大的參加者：同 上書，第 75—76 頁。李
昂這部書大概是這類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龔楚：《我與紅軍》，第 2—10、445 頁。
強時，行動者的信仰體系本身瓦解，導致逐漸背離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
身則經歷一個否定並與同志疏遠的過程。在這個階段，分裂主義者需要一種
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則必須找到一個生存的機會。如果這種轉變是從
比較連貫的邏輯上的思想轉向不那麼嚴謹的思想（如從共產主義轉變為孫逸
仙的“三民主義”），那麼這種轉變的理論基礎可能是不恰當的，令人想到
機會主義和十足的背信棄義。龔楚的例子很好說明了這一過程。他似乎難以
讓國民黨確信他的真誠，因此國民黨派他去破壞贛粵邊界的一些紅色遊擊
隊，甚至試圖搜尋贛南的項英和陳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顧順章、孔荷寵等，
或者被國民黨捕獲，或者向國民黨投降，幾乎與思想無關。
張國燾既是一個分裂主義者，又是一個叛徒（關於他的分裂主義，見本
章《蘇區的毀滅》一節）。他於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即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前
１０ 天抵達延安，當時他在 １９３５ 年毛兒蓋會議上提出的政策路線已徹底失敗，
他感到被疏遠了，情緒消極。然後是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對他鬥爭（即“對
張國燾的清算”）的公開羞辱。在這場鬥爭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種可怕的反
黨罪行。在王明從莫斯科回國以前，張有一線希望與王明結盟反對毛澤東，
但當王明回國並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時，他對中國的共產主義
事業完全失望了。這個黨已不是他曾經幫助建立起來的黨，也不是他所需要
的黨。
張國燾早期就對農村蘇維埃運動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他認為蘇維埃沒
有無產階級基礎，在性質上只是小資產階級，所以蘇維埃只不過是要求權力
和佔有地盤的一種藉口，對國家的富強無益。②張從一種思想跳躍到另一種思
想，他發現了民族主義和蔣介石。他贊同毛澤東的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十大
綱領，但指責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奪取政權和地域的原則。他認為毛只不過是
“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叛徒”，而蔣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努力應當無保
留地得到支援，因為這場戰爭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蔣的統一中國的工作
也應得到支援，因為它是反封建的。當張國燾從“左派白日夢”中猛醒過來，
看到蔣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模式時，
他對自己的轉向問心無愧。根據黨章，黨員是可以自願離黨的；因此張認為
既不存在出賣，也不存在變節的問題。在個人對黨疏遠和意識形態上的考慮
之下，他對毛的敵視也不容否認。在他離開中國共產黨整整 ３０ 年之後，他仍
懷著強烈的感情描繪他的這位老對手——“專橫跋扈”、“不講理達到野蠻
的程度”、“狹隘”、“自私”、“目光短淺”、“冷酷”、“詭計多端”、
“虛偽”，甚至“渴望成為中國的帝王”。①
① 《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117—118 頁；《紅旗飄飄》，第 3 集，第 229—233 頁。
② 《明報月刊》，第 57 期，第 95 頁；第 61 期，第 83—84 頁。見載在《明報月 刊》第 62 期上的《張國
燾敬告國人書》（1938 年 5 月 20 日）；一種較早的版 本發表在張國燾、柳寧等：《一個工人的供狀及其
他》，第 4 頁。
① 《明報月刊》，第 56 期，第 86 和 93 頁；第 59 期，第 85—86 頁；第 60 期，第 85 頁；第 61 期，第 93—94
頁；第 62 期，第 85—88 頁。又見張國燾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