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兵團殘部從我軍渡過烏江以來，一直在我追殲之下，已是驚弓之鳥。新調來的胡宗南之第一軍，此時尚未遭受我軍重大打擊，建制完整，有一些戰鬥力，但敵人已進入最後滅亡的邊緣，因此也是士無鬥志，不堪一擊。
到29日，第三兵團各軍已控制了重慶以南100多里的長江南岸地區，並做好了北渡長江的準備。
解放軍兵臨重慶城下，蔣介石知道守重慶無望，只得乘機而去。
蔣介石逃離重慶後，胡宗南的第一軍也紛紛撤退，逃渝的國民黨軍政大員兌競相逃命。
我軍於當日夜和次日相繼渡江。幾乎沒有經過什麼戰鬥，駐守重慶之敵即全面瓦解。
11月30日，重慶解放。
在一個月以後的1950元旦獻詞中，劉伯承司令員說：“從11月30日起，重慶永遠成為人民的重慶，而我們人民大眾就成了主人翁了。1949年11月30日這一天，就重慶來說，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12月1日，解放軍舉行了入城儀式。
3日，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二野副政治委員張際春為主任，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為副主任。
在這值得歡慶的時刻，第三兵團的廣大指戰員還清楚地記得，早在1948年4月28日中原某地舉行的慶祝延安光復的大會上，劉伯承司令員豪情滿懷地演講說：“在中原戰場上，我們打下了蔣介石的行都洛陽，將來我們還要打下他陪都重慶、首都南京。。”這預言與重慶解放只不過相距了一年零七個月，蔣介石的“三都”已全被解放軍打下。
11月30日上午，蔣介石乘坐的“中美號”專機，降落在成都新津機場。
這是遠東規模最大的軍用飛幾場，離成都約70華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打擊日軍，打破陸路封鎖，蔣介石動用幾十萬民工，費時經年，與美國人合建而成。機場南從流縣，北至新津五津鎮，沿牧馬山下一字展開，裝置相當齊全，可容各式重型轟炸機起落。成都還有一個軍用飛機場——鳳凰山機場，雖然距成都遠比新津機場要近，但裝置等其它條件差於新津機場。
所以，蔣介石的“中美號”專機，來成都一直均在這裡降落。
此日，“中美號”專機一降落，先於蔣到達成都的閻錫山、張群、顧祝同及胡宗南、王陵基、劉文輝等要員，立馬向尚未停穩的飛機小跑而去。
但蔣介石並沒有徑直走向歡迎他的大員們，而是向機翼下面走去。蔣介石看見，“飛機左翼靠近機身處，前後相距約30厘米處有兩個子彈擊中的窟窿。
蔣介石扭過身，不打招呼，鑽進小車，疾速往成都城內馳去。
“既麗且崇，實號成都。”（晉·左思）
成都，地處天府之國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是四川的省會，也是四川僅次於重慶的大城市，自古以來都是軍事重鎮，歷史悠久、風光旖旎，在漢代，是全國五大都會之一。
《成都記》載：後蜀國君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牆上遍種木芙蓉。每到深秋，芙蓉盛開，色彩豔麗、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錦繡，成都故有“蓉城”稱謂；唐代，更有“揚一益二”的美譽。這裡，商賈雲集、富甲天下，特別是蜀繡最為有名，因而又有“錦城”之美稱。
歲月滄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天，成都成為國共兩黨在大西南爭奪最激烈的地區。
半個小時後，蔣介石一行驅車進入成都市區。今日成都，一去昔日繁華熱鬧。大街上行人寥寥，路邊小店大多是將軍把門，甚至有的小店將貶了值的大額金圓券用線串起來，吊在竹竿上斜挑店門之外，風吹過沙沙作響，象上墳的招魂幡。街上不時有警車呼嘯而過；還有一串十輪大卡車，捲起漫天的塵土，車上站滿頭戴鋼盔，手持美式武器的國民黨士兵。
大街上處處是一種行將未日的淒涼景象。
蔣介石閉上眼睛，想起了四年前在重慶的一次巡街之行。
那時，抗戰剛剛勝利，他作為中國抗戰勝利的代表，作為一個大國的領袖，第一次坐在敞篷吉普車上，接受重慶近百萬人的歡迎。事前，侍衛官們出於安全考慮，無論如何要他坐上防彈車出行，但他聽了陶希聖等人的話：“陪都百萬市民莫不渴望瞻仰領袖丰采”，便毫無顧忌地坐上敞篷車與廣大民眾見面。
巡行的路線是：從軍事委員會出發，經南區公園，兩路口，中二路、中一路、民生路、民權路、民族路和林森路，沿陪都最熱鬧的街道巡行一週。
侍衛官們坐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