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制度只是制度，擋不住人腐敗。時間一久，官員們都看上了這塊免費的香餑餑。白吃白住還能領出錢來，天下哪裡還有這好事？假公濟私亂開驗符，超標準使用民夫的情況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間，所有條例俱成一紙空文。官員往來，可著勁兒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轎子一、二十頂（連二奶都抬上）、槓箱八、九十臺。這麼多的人和東西，大概須用民夫約300人、馬50匹。
這個負擔，放大到全國去看，那就太重了。時人有曰：“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應天府的龍江驛，是負責輸送官方人員和物資過江的，這裡的情況很典型。僅負責運輸江南鰣魚的尚膳司太監，就長期佔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針工局、巾帽局、提督織造、樂器監造等部的太監也頻頻追逼人夫和船隻，外加勒索。遞運所大使李臻、李福無力應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兒女流離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幹私事的官員，也盯上了這塊肥肉。正德年間，宦官勢力強大，一些大宦官的僕人外出辦事，憑一張條子就可以從兵部拿到符驗。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撫按乾脆把開通行證當做了人情來送。符驗上，不寫身份、事由，又無人數限，甚至連繳還日期都沒有，永久萬能的。
官員們用這通行證，就可辦私事，比如讓親友沾光，夾帶私貨，或者乾脆轉借給商人，撈他一票好處費。有更惡劣的，還每每超標準支取費用，其實就是變相勒索。本書前面所提到的，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就是因為勒索不成而吊打驛卒的。
一個公共服務系統，哪禁得起這麼壓榨？站銀不夠用，就在本縣加徵，苦的還是老百姓。伕役們也忍受不了這重壓，紛紛逃亡。一些地方的驛遞系統幾乎癱瘓。
這個為帝國行政服務的機構，就這樣成了官員們的免費午餐。
驛遞制度的弊政，影響可不小，說它已引發了帝國的財政危機也不為過。
張居正當然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萬曆三年，他嚴令“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雖系公差人等，若轎槓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明會典》）要求兵部與撫按要敢於抵制非份要求，按章發出和收回勘合，如有違規，嚴懲不貸。驛遞官吏如遇到過往官員勒索，可以舉報。撫按也要及時對違紀者進行彈劾，不許向小官吏身上推責任。張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級有效地監督，獎罰隨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國家之慨，討好上司，籠絡同僚及下屬，已成官場潛規則。你不讓我借花獻佛，難道讓我自掏腰包拉關係不成。官場的慣性，不是發個檔案就能制止得住的。光發檔案（比如“今年春節不送禮”），不逮住幾個處罰，等於“此地無銀三百兩”。
重申驛站條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進京述職途中，還是違規使用驛站。張居正請旨予以訓斥。但，大明官員中，有人違紀的膽量大過天，萬曆八年，仍有官員陸續違紀。這一年，張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級官員和知府的職，其中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吳孔性因擅用驛站被罷官。他採用的手段很猛，原則上是省部級降三級，知府降六級，知縣革職。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似乎腦袋生了鏽，在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寬“驛傳之禁”，要扞衛行之已久的潛規則。張居正擬旨嚴厲駁回。
對於權貴擾驛，張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後裔“衍聖公”孔尚賢有特權可以乘驛，而且是一等勘合，國家待他不薄。可是這個孔聖的後代，遺傳不大好，每年進京朝拜皇帝，都要帶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夾帶私貨，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覲完畢後，並不馬上走，非把私貨賣完再走。驛站不勝其苦，民間更是倒黴，“聖公所過，百姓如被虜賊”。
張居正對這個不爭氣的孔氏後人，也沒給面子，擬旨予以批評。並和山東巡撫商量，將衍聖公朝賀由每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來騷擾。
“為政必貴身先”，張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舉足輕重，他對自家人約束得很嚴。兩個兒子回鄉應試，是自僱車馬。他的老父張文明過生日，他打發僕人揹著壽禮回鄉祝賀。弟弟有病需要回鄉調理，保定巡撫聽說後，把勘合送到門上。張居正給退了回去，說：“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經過一番雷厲風行的整頓，驛站負擔大為減輕，站銀需要量也跟著減少。這就意味著加給老百姓的攤派也減少了。據《國榷》裡面的統計，從萬曆四年至萬曆十年四月，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