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間進行了多次戰爭，甚至有的唐朝公主還因為兩國開戰而有生命危險。天寶四年（745年），奚王與契丹王反叛，就分別殺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親對歷史影響深遠，用“和親”用作兩國間王室通婚的專詞，也自唐代始。唐人陳陶在《隴西行》中說：“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
難得的是，太宗並未因貞觀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創業難，守成也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連年豐收，他認為是一喜，邊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後世子孫玄宗李隆基取得了開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卻沒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後日益腐化，結果引來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的大動盪，形勢急轉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時，距離太宗的貞觀之治不過106年。
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的施政樣板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勵了後世如元朝忽必烈、滿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種各樣的統治者。貞觀之治由此成為中國歷史有力的政治象徵，其政績一直為後世傳頌。時至今日，中國人仍自稱為“唐人”，世界各地華人集中的地方稱“唐人街”，便是來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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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元盛世（1）
從開元到天寶，大唐政治舞臺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歷史人物往往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劇，從一開始就轟轟烈烈地上演了。
玄宗即位時，李姓王朝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難。為了穩定政局，玄宗採取果斷地將武氏﹑韋氏及太平公主的餘黨都加以殺戮或貶斥。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將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時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試﹑攝﹑判﹑知官（非正職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簡，將宰相的人數由睿宗時的十餘人減少到兩三人。對於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禮優待，卻不給他們以實職，從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內部發動政變的政治基礎。而對那些自恃對玄宗有功而邀求權位的功臣，比如劉幽求﹑鍾紹京﹑王琚等人，則堅決予以貶斥。這樣，透過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來已經衰落的皇權，在堅強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達到了頂峰。
這個時候的玄宗，意氣風發，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開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因與御史大夫李傑有過節，約同妹夫楊仙玉在里巷伺機毆打李傑。李傑氣憤之極，也不管對方是不是皇親國戚，上表陳訴說：“大臣被打，實為辱國。”李傑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當高明。玄宗大怒，下令處斬長孫昕、楊仙玉等參與者。散騎常侍馬懷素認為正月不宜行刑。於是玄宗改判斬刑為杖斃於朝堂，以謝百官，並表示：“為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疏。”（《舊唐書·卷一百·李傑傳》）同時下敕書慰問李傑。處置長孫昕等人後，“由是貴戚束手”。
玄宗此時不過30歲出頭，掌權不過幾年時間，還沒有忘記他登上政治舞臺的艱辛，所以，這件事的處理，應該出於玄宗的本意，而並非所謂的帝王權術。玄宗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天下人表明了“勵精求治”的決心。
人們習慣將一個美好的時代稱為“黃金”時代，這種黃金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玄宗所開創的“開元盛世”是最為人們稱道的盛世典範之一。這的確是一個閃耀著黃金般光輝的時代，一個政績彪炳、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富強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光芒萬丈的時代，無論是內政、外交、軍事，還是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開元時期，土地開闢，許多“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由於開源節流，國家財政日益豐裕，全國的糧倉充實，致使物價十分廉宜。據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鬥至十三文，青齊谷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繁茂。有杜甫詩為佐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洲四道無豺虎，遠行不勞求吉日。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國的絲綢沿著絲綢之路到了西方，馬上就成為羅馬貴族們手裡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奢侈品。
當時大唐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通典》記載：開元時東至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