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時代的影響力和殺傷力，差不多就是滄海一聲屁，既不醍醐灌頂地警醒世人，亦不妖言惑眾地誤導世人。
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要將屁一樣的言論呈現給讀者呢？這倒不是因為喧囂的年代中，很多評論中國的言辭連屁都不如，而是因為我這些屁一樣的言論中，凝聚著時代的情緒，媒體的期待，人民的眼神，它就像風雅頌中的“風”，像民間的歌謠，它的價值不在於能否偉大光榮正確地評論這個時代的中國，而在於它能否留待後世寫“雅”寫“頌”的人品鑑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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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是鬥不過“水”的
晚年的柏拉圖將他的理想國修正為法治國。在我們這個理想多如牛毛數也數不清的國度，很多人的理想就是柏拉圖的理想。起初，他們渴望“法制”寫成“法治”，當“法治”真的寫進執政黨的檔案，他們的理想，就是呼籲我們一起將“刀治”變成“水治”。
他們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
《文濤拍案》已將2006年甩進了歷史。
2006年，留在文濤記憶中的只是幾張面孔。或者是殺人狂魔，或者是*官員，或者是冤哉小民。
在法治中國的舞臺上，他們是渺小的，如塵粒，一陣風過，便蹤跡了無。但他們匯聚在一起，卻勾勒出一幅攝人心魄的圖景，一個“法制”較量“法治”的陣勢，一個“刀”挑戰“水”的格局。
我們說，漢字的趣味，就在於它表形又表意。法制的制是“刀”字旁，法治的治是“水”字旁。法律界有個人所共知的秘密，那就是我們的政府，早就悄悄地將“刀”字旁的“制”，換成了“水”字旁的“治”，將“捉刀者”的“人治”變成了“法治”，將象徵專制工具的“刀”，變成了象徵公平正義的“水”，把“刀治”改成了“水治”。
“刀”字旁雖然改成“水”字旁，*承諾的十年內初步建成“法治政府”的綱要，雖然進入倒計時，但2006年的《文濤拍案》仍然從一個側面暗示我們，字的改變，不等於制度的改變。
人治還在挑戰法治。你看看湖南郴州*窩案中的一個個落馬的官員，雷淵利也好，曾錦春也罷，誰不在躍躍欲試地與“法治”對壘，如果他們不相信他們的世界中“人治”必定戰勝“法治”，他們豈敢造次？如果執著地信任“法治”，河北邢臺的那個農民就不會冒充中紀委專案組的成員去敲詐上海的官員。這些聽起來好像《世說新語》中的故事，不正以滑稽可笑的鬧劇，嘲弄了躲藏在中國法治程序中的“人治”麼？最明顯的，中國老百姓都能列舉的例子，是前*上海市委書記*，他憑什麼敢將手伸向上海民眾的社會保障基金？老百姓的活命錢，他都敢玩弄於股掌，你還能相信他在莊嚴的會場上嚴肅說起的“法治”？
也就是說，“刀治”依然在挑戰“水治”。儘管我們花了整整20年才將“刀”字旁的“制”，換成了“水”字旁的“治”，儘管“水治”在中央政府在執政黨在國家的法律或者檔案中，已經存在了８年，“刀治”的幽靈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晃盪。你看，黃靜案中黃靜母親的哭泣，高鶯鶯案中一波三折的詭秘，賣*教師案中的叢生疑竇，無不表明，象徵“人治”的“刀治”，還在威脅象徵“法治”的“水治”。
好在，“水治”是人心所向，是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2006年的中國，死刑核准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疑罪從無”在司法實踐中漸漸成為原則，信訪條例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一個個標誌著中國穩步走向“水治”的事件，給憧憬中國法治未來的人們，也給《文濤拍案》以希望，雖然《文濤拍岸》沒有將這些波瀾不驚的進步案例，一一收錄進節目。
2006年的《文濤拍案》拍過一組變態殺人狂。我們試圖以“變態年年有，今年尤其多”的極端現象，喚醒社會對“水治”文化的注意。“水治”是需要土壤的，沒有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祥和，反社會的變態行為就有可能與日俱增，“水治”的文化就難以培育。設若變態狂魔太過極端，那麼，請你留意一下北京佔街小販血刃城管隊員的案件。在那裡，我們看到了執法者的剋制、容忍和紀律，但是，悲劇還是在敵對情緒中醞釀而成。試想，如果“水治”的文化，已成為我們日常文化中的一部分，小販的刀還會那麼快地出手？如果“水治”的意識，已完全與“刀治”隔離，中國的城市還需要那麼多的城管隊員為維護市容而與混口飯吃的小販嚴陣以待麼？
切記，抽刀斷水水更流，“刀”是永遠都鬥不過“水”的。
國家秘密不能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