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詔書，下令各級官員、軍隊對藏僧“皆不準欺凌，不準攤派兵役、賦稅和勞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佔宿，更不準向喇嘛廟“索取飲食和烏拉差役”，並且詳細列明密宗寺廟不能佔用的財產名目。
至於施捨賞賜方面，元朝皇帝對密宗僧人的濫賞，數目之巨，駭人心目。僅忽必烈對八思巴一人的賞賜，就令當時的漢人大臣感慨：“國家財賦，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瑣的藏傳佛教儀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寶。”由此，元朝皇帝對藏僧賜物賜田，不計其數。舉例來講，據“虞集大護國仁王寺恆方碑”記載，這一處寺廟，就在大都城外擁有水地近三萬頃，陸地三萬五千傾，並佔有山林湖泊魚蕩竹場等二十九處；泰定帝時，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畝田為“永業”；元文宗時代，川地的大承天護聖寺，一次就獲賜十六萬九千多頃土地為“永業”。與之相較，雲南一地，建孔子廟為學校，元廷僅拔地五頃。沒過幾年，這五頃地仍為當地的大德寺所侵奪。
由於地位尊崇，有地可圖，藏僧來內地也絡繹不絕。元朝大德年間，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來內地，其中除一些奉召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來中原和江南販運貨物求財的。他們往返的鉅額費用不僅元政府要“報銷”，連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由於販運貨物數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驛馬無數。為此，元朝的漢臣痛心疾首地講：“佛以清淨為本，而僧徒（包括內地的漢僧）貪慕貨利，一事所需，金帛無算。生民脂膏，縱其所欲。（此輩）又復畜養妻子，行不修法，適足以褻慢天神。比來佛事愈煩，累朝享國不永。”特別可惡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圓符，“絡繹道路，騶騎數百，驛舍至不能容。”氣焰囂張之外，還常常霸佔民房，逼淫婦女，沒有一點佛家子弟氣象。
可笑的是，元朝統治者，不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貴臣妻妾，也常常延詔帝師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閉戶不入。”如此，“受戒”竟成為貴族婦女與番僧淫亂的絕佳藉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綠帽也不悟。八思巴見忽必烈壁畫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濫施（3）
“妃王寡居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佈施’”（《草木子》）。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離口，營養豐富，吃嘛嘛香，身體特棒，自然踴躍興奮地“為淫民服務”，滿足那些寡居久曠的貴族婦女欲求。由此，他們又會得到更多的物質回報。“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最囂張時，不僅藏僧敢從監獄搶人，連宗王王妃也敢因爭道而拉之下馬，痛打惡罵，膽大包天。“事聞，詔釋不問”。元文宗時，還頒旨令：“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罵）之者，斷其舌”，對藏僧迴護至極。
番僧中最惡者，當屬楊璉真加。忽必烈時代，此人被任命為“江南釋教總統”。這位楊璉真加“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他最大的“功勞”，是在元世祖默許下，發掘南宋諸帝陵寢。窮刨深掘後，楊璉真加盜盡南宋陵墓內的珍寶，然後把諸帝屍骨混在一起，又雜置牛馬枯骨埋於地下，上築一塔，名曰鎮南塔。而且，密宗習俗，“得帝王骷髏，可以厭勝致富”，所以，南宋諸帝的頭蓋骨，均被楊“總統”挖出鑲金嵌銀當成潔器和酒器。特別是宋理宗屍體，由於傳說中他嘴裡有大粒夜明珠，被楊璉真加派人倒懸於樹上，瀝乾水銀後，遍剖胸腔頭部，探找那隻大珠子。除南宋諸帝陵外，楊“總統”連南宋舊臣的墳墓也不放過，共掘墳一百一十一處，徹頭徹尾一個“掘墳賊”。杭州任上，楊璉真加“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雜寶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賦稅直接交他）……”這些“罪狀”，只是他貪瀆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對此，元廷的處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畝”，抄家了事，沒過多久就把楊璉真加放了。現在，杭州靈隱寺內那些山上不倫不類的石佛像，皆是當年楊“總統”的傑作。
對於宗教，忽必烈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只要對他“有用”。信奉什麼都可以，前提是必須為蒙古統治服務。看似開明的宗教政策，實則蘊含勃勃殺機。舉例講，忽必烈對###教大力扶持，但當有基督徒告訴他《可蘭經》中有“盡殺一切多神教